打造“升級版”聯合國,中國要做積極推動者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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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人民日報海外網舉辦主題爲“後疫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線上金臺沙龍。談到聯合國的改革進程以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時,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表示,未來聯合國應從使命和工作兩個維度着手改革,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可以扮演積極推動者和重要引導者的角色。

以下是張貴洪發言摘編:

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新冠疫情,進入新世紀後的聯合國正面臨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的挑戰。然而,聯合國的現有機制和議程不足以應對這些挑戰。今年聯大相關紀念活動的主題是“我們想要的未來,我們需要的聯合國”,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和時代性的重大課題。面對新冠疫情和未來可能更大更多的全球性挑戰,世界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聯合國。

中國是聯合國會費和維和經費的第二大出資國,是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稱“中國是多邊主義的最重要支柱”。在聯合國的變革和升級中,中國要做積極的推動者,發揮引導性作用。

聯合國升級有兩大方向

聯合國要通過變革實現轉型和升級,至少有兩個主要方向。一是聯合國使命應從維護和平轉變爲應對全球問題。成立聯合國的“初心”是維護和平,防止戰爭。設立安理會、實行大國一致原則、實施維和行動、推動防擴散和核裁軍等等,都是爲了避免衝突的發生、升級和蔓延,防止大規模戰爭。冷戰結束後,衝突和戰爭主要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發生世界規模戰爭的風險已經很低,而局部和地區的衝突並不會從根本上挑戰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現在,人類面臨的主要威脅是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貧困、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聯合國的結構和功能雖然有所調整,以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但這些調整是“修補”性的,而不是“變革”性的。

二是聯合國工作應從國際合作轉型爲全球治理。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是“促成國際合作”“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國際合作的“主角”是主權國家,聯合國更多地是扮演“平臺”“機制”“舞臺”這樣的工具性角色。國際合作的含義也非常廣泛,並不能體現聯合國作爲全球性國際組織的優勢。但在應對具有跨國性和非傳統性等特點的全球性問題時,聯合國可以發揮其主體性作用。在全球治理中,聯合國的角色是獨一無二的。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具有達成全球共識、形成全球規範、推進全球議程所需要的權威,而經社理事會及與其有工作關係的專門機構從事着各種專門性事務的“治理”工作。從國際安全合作和國際發展合作升級爲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發展治理,是聯合國變革和轉型的方向。

中國要做聯合國升級的推動者

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發言時說,“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在聯合國變革和轉型升級中,中國可以成爲聯合國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引導者。

一是做聯合國改革的推動者。改革是聯合國保持生命力的關鍵所在。聯合國在和平與安全架構、發展系統和人權機構都開展了一些改革,但最重要的安理會改革陷入困境。中國支持聯合國改革,但更要成爲一個積極的推動者。託管理事會是聯合國的六大憲章機構之一,但其職能已完成,處於“名存實亡”之中。人權是聯合國的三大支柱之一,人權理事會能否從聯大附屬機構升級爲獨立的憲章機構,取代託管理事會,中國可以更主動地倡導和推動。

二是做全球治理的引導者。全球問題需要多方參與、合力解決,但正如習近平在聯大發言中指出的,“大國更應該有大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中國不做國際社會的領導者,但可以成爲全球治理的引導者。中國在消除貧困、婦女賦權、南南合作、普及教育等問題和領域取得的經驗和成就,可以轉化爲聯合國的方案和議程分享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維和行動中體現的貢獻和影響可以拓展到預防衝突和建設和平領域,爲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更大貢獻。

聯合國不能成“新戰場”

大國關係始終是聯合國權威和效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聯合國75年曆史看,當大國之間能夠協調一致時,聯合國就能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而當大國之間發生衝突時,聯合國就會成爲大國競爭的工具和舞臺,其作用就往往被邊緣化。

現在,美國挑起的對華戰略競爭正在從雙邊擴大到多邊和全球。隨着中國在聯合國影響力的提升,美國有學者炮製出“聯合國成爲中國的提線木偶”“中國特色的聯合國”“中華人民聯合國”等論調。美國一些議員和官員也提出要限制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要贏得競爭,維護美國在國際組織的領導地位。

聯合國是成爲美對華戰略競爭的“新戰場”,還是利用全球治理的契機成爲“緩衝帶”,對兩國關係和聯合國來說都是一個重大考驗。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表示,要防止出現“新冷戰”,世界承受不起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把全球分成兩半。

有時,轉變思路就有可能出現轉機。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聯大發言中12次點名指責中國,要聯合國向中國追責。對這種錯誤論調,我們要堅決反對和拒絕。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最後說“只有當你照顧好人民的時候才能找到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這與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是一致的。在治國理政上,中美可以互相學習,併爲聯合國會員國做出“大的樣子”。兩國如果能在“我聯合國人民”的共同價值上進行對話和合作,或許是走出危機的希望所在。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