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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其實也就是在2019年，美國的嬰兒潮一代（一般指出生於二戰後1946-1964的人）與千禧一代（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之間持續發酵的世代摩擦引發了一場“戰爭”：互聯網上充斥着“Ok boomer”（好了，嬰兒潮一代）這句口號，這是年輕一代在向他們的父母——即嬰兒潮一代，發出噓聲。吉爾·菲洛波維奇（Jill Filopovic）在她的新書《好了，嬰兒潮一代，讓我們聊一聊》（ OK Boomer, Let’s Talk ）中解釋了她眼中這種緊張關係的根源：千禧一代過着與父母不同的生活，而且往往過得不如父母，嬰兒潮一代則應爲此負責。
她寫道：“對嬰兒潮一代的政策、決定帶來的後果的審視，讓這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1901年至1927年出生的一代）的子女們（即嬰兒潮一代）被置於批判的目光當中。”她還補充道，這本書也需要被審視，“（這是）一份給嬰兒潮一代的獻禮——這一代人對即將由自己的孩子接管的這個世界感到憂心忡忡。”
這種審視來得太晚了。美國正處於代際轉型之中，這種轉型具有重塑我們的經濟、家庭結構以及我們與政府之間的基本社會契約的力量。在這個收入嚴重不平等、社會和政治動盪的時代，我們很難不去責怪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在掌舵的那一代人。這就好比爸爸媽媽好像買了一棟木屋，用紙裝飾一切，隨後拆除了灑水裝置，點燃火柴，但他們卻不明白爲什麼他們的孩子尖叫着說這房子着火了。
我們已經知道，千禧一代比父母對社會有着更高的容忍力、更傾向於支持政府在氣候變化和醫療保健方面的重大行動，但比起年輕時的嬰兒潮一代，如今的千禧一代擁有住房、創業的可能性較小。這本書解釋了這些趨勢背後的數據。吉爾·菲利波維奇解釋道：這些數據揭示了爲何“千禧一代在三十歲時的平均狀態與你們（嬰兒潮一代）三十幾歲時的狀態完全不同”。本書分爲不同的主題（工作，住房，氣候，家庭等），每個部分都包括詳盡的研究，這些研究揭示了千禧一代如何經歷了與他們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成人生活。如果你打算在與家人視頻通話時打一場口水仗，那麼這本書是正是一座使用方便的武器庫。
吉爾·菲利波維奇對性別、關係和家庭勞動不平等等問題尤其瞭解。書中探討千禧一代如何過着不同的性生活、如何調整婚姻和子女問題，以及如何重塑核心家庭的章節尤其犀利。在這個總統大選之年，她的關於福克斯新聞如何毒害了許多癡迷電視的嬰兒潮一代的研究有着特別的意義——如今，總統依仗着逐漸老齡化的白人嬰兒潮一代的支持。本書包含有關經濟、技術等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將幫助千禧一代闡明自己這一代人的憤怒，並幫助嬰兒潮一代瞭解他們自己來自何方。
《好了，嬰兒潮一代，讓我們聊一聊》
不過，吉爾·菲利波維奇並沒有真正地控訴嬰兒潮一代，也沒有提出對千禧一代的命運的全新分析。她通過研究驗證瞭如今已成爲常識的事情：千禧一代比父母擁有更多負債，財務上更不穩定，更關心氣候變化，且在個人和職業上的安全感更低。的確，吉爾·菲利波維奇是對的，我們可以通過帶有世代色彩的視角來看待我們所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國家問題。不過，她經常話鋒一轉，討論從健康趨勢到羅曼·波蘭斯基的其他文化問題，這似乎與世代衝突的核心問題並不那麼息息相關。一些問題在她看來是專屬於千禧一代的，例如搬到便宜的地方居住以確保家庭開支、犧牲興趣以換取穩定的工作，這些問題不過是成年人痛苦的妥協，嬰兒潮一代和X世代（1965年～1980年出生的人）也曾面對過這些問題。有時，這本書顯得對嬰兒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間的鴻溝不甚瞭解，而對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有更多洞察。
這可能正是問題所在。吉爾認爲，從令人負擔不起的住房，到破碎的醫療保健系統，再到養家餬口的困難，美國幾乎所有的系統性問題都是嬰兒潮一代的錯。她指出，雖然1960年代的種種社會運動常常被歸功於嬰兒潮一代，但這些運動主要是由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出生的人，而非嬰兒潮一代領導的（儘管所有領導人都需要追隨者，而其中許多追隨者都是嬰兒潮一代）。她認爲，嬰兒潮一代的真正政治遺產是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以及隨後幾十年社保的萎縮（儘管許多嬰兒潮一代投票支持里根，但他們並不需要對里根當選總統這件事負全責——他兩次都贏得了跨越世代的壓倒性勝利）。但總的來說，吉爾·菲利波維奇是正確的，嬰兒潮一代的並沒能承擔起他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他們沒有盡力應對氣候變化、破壞了本可以造福子孫的對社會項目的公共投資，並帶領我們進入了經濟不穩定的新紀元——這個時代讓嬰兒潮一代的後人們更貧窮、更焦慮。年長的白人選民（其中許多人是對福克斯新聞上癮的嬰兒潮一代）直接造成了特朗普當選——這一事件被認爲是“紙房子裏點燃的火柴”。
儘管嬰兒潮一代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沒能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吉爾·菲利波維奇冒着誇大這種失敗的確切範圍和性質的風險，最終將整個美國的社會不公正怪罪於他們。有時，她過分地簡化了論點。比如，她在導言中寫道：“總體而言，嬰兒潮一代使我們迅速脫離了性別平等、種族正義和和平主義的理想。”的確，嬰兒潮一代沒有實現他們自己標榜的60年代理想，他們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實現種族正義和性別平等，理想和現實間的鴻溝仍然存在。但是，不論是與1946年第一批嬰兒潮出現時相比，與1960年代、1970年代時嬰兒潮一代投身社會運動時相比，還是與1980年代時嬰兒潮一代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時相比，在2020年的美國，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已然少得多了。在整本書中，她體現出了某種千禧一代的傾向性——將不充分的進步與徹底的失敗等同起來。的確，嬰兒潮一代並沒有爲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但他們也沒有從父母那裏繼承到完美的世界。
千禧一代在一個由嬰兒潮一代的優先事項、嬰兒潮一代的態度以及嬰兒潮一代的政策所塑造的世界中成長，但這個世界正在慢慢崩塌。這本書或許能幫助嬰兒潮一代更好地瞭解千禧一代，他們或許真的能夠做到這一點。風向正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轉變。
本文作者夏洛特·艾特（Charlotte Alter）是《時代》雜誌的美國國家新聞記者，著有《我們一直在等待的人：新一代領導人將如何改變美國》（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 How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ll Transform America）。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