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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底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弗洛伊德遭到警察“鎖頸”致死事件後，美國各地抗議警察種族歧視及暴力執法的活動已經持續了將近3個月。儘管目前，美國國內各大媒體關注重點已經放到了大選、疫情等其他話題，但實際上包括在西雅圖、波特蘭等地，抗議活動卻並沒有消失。

西雅圖市民：削減警察預算流於形式

8月10日，西雅圖市政廳進行了投票，以7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對警察局預算削減350萬美元的計劃。有意思的是，唯一這一票反對是因爲代表認爲預算削減不夠到位。

根據《西雅圖時報》等消息，在2020年，西雅圖警察局（SPD）的年度預算規模在4.9億美元左右，而削減的預算不足總預算的1%。西雅圖警察局長，也是首個當地非裔女性局長貝斯特第二天宣佈辭職。雖然遭到否認，但外界仍然認爲這次的削減預算是其辭職的主要原因。不過，同樣憤怒的還有西雅圖反對警方的人們，因爲他們曾要求警察局的預算削減一半，而這次“象徵意義”的決議，讓他們感到無法接受。

在西雅圖安德森公園（Cal Anderson Park），記者與兩名不願透露姓名，但家住3個街區以外的當地居民進行了對話。從言語中，我們不難看出她們對於預算削減的失望。“你知道嗎，西雅圖警察局暴力執法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她說，不管弗洛伊德事件是否發生，關於如何約束西雅圖警方的討論都已經開始，只是弗洛伊德之死讓更多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加入到抗爭的行動中來。

“你沒發現嗎？美國的警察不知道怎麼了，感覺所有人都能對他們生命構成威脅，我看德國的警察就從來不這麼做。”這位居民說，她覺得平時美國警察對人的態度就非常野蠻，似乎所有人都對他們不懷好意。

西雅圖辭職女警長貝斯特

實際上，西雅圖警方預算中關於“控制人羣”的金額並不大。在我問到如果這樣，爲何還如此在意預算時，她說：“當然在意了，這些錢被花在了購買大量警察裝備上，一些他們根本不應該使用的裝備上。如果把預算用作其他地方，我認爲更好。”

遭懸賞示威者：不是什麼事情都需要警察解決

我們在安德森公園遇到的示威者表示，由於他們一直在西雅圖對警方種族歧視及對窮人不公抗議的第一線，導致現在已經有“白人至上”組織對他們提出了賞金。

示威者們也同意，警察不必要這麼多資金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當我們14日在安德森公園進行採訪前，警方剛剛在這裏清除了無家可歸的人。示威者說，其實有規定說他們（警察）不能夠破壞私人物品，但是爲了儘快把這裏撤離清理，警方用刀故意劃破一些帳篷，然後以這些帳篷無法使用爲由將其扔進垃圾堆，迫使無家可歸者離開。

實際上據記者觀察，西雅圖市區內包括著名的派克街市場（Pike Place Market）前、安德森公園等地區都聚集着衆多無家可歸者，但並未在其他地區有類似的清場行爲。

示威者說，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警察解決，而現在美國的警察體系確被賦予了太多不應該他們擁有的權力。比如，如果撥打911急救電話，很可能警方也會跟着救護車一起出現。“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社區服務，更多平等的機會，包括公平受教育的機會、心理輔導的服務和負擔得起的住宿。”他說，特別是那些有色人種和窮人的社區，是最需要的地方。“諷刺的是，這些社區卻恰恰是被警方壓制最厲害的社區。”

少數族裔：渴望對警方改革的聲音能被人們聽到

8月16日是星期日，記者在西雅圖市北部的考恩公園（Cowen Park）內看到了一羣抗議警方行動的人。天上不斷有飛機飛過，打擾着抗議者們的演說，而聽衆也只有區區十幾個人，似乎顯得這場活動無足輕重。

這場僅有不到20人蔘加的抗議活動

開場演說的女孩德魯也是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她是一名韓裔美國人，她平時從事着動物管理的工作。這天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發表有政治意涵的演說。“我相信，現在我們都明白，這是一場馬拉松。”她在發言中如是說。德魯表示，作爲一名少數族裔，她已經受夠了“你們就該安靜”的偏見，渴望自己的聲音，特別是對警方改革的聲音，能被人們聽到。

首次進行類似演講的德魯

德魯向我們解釋了西雅圖警方權力過大的原因：警方原本專門有一個問責辦公室（Office of Police Accountability, OPA），但隨着成立時間的越來越長，原先的來自各個社區的居民代表逐漸被警察自己取代。如今，警方成爲了“失控”的一言堂，權力完全得不到制衡。“比如，警察可以決定殺死誰嗎？這應該是法院的工作吧？”解決方案就是讓社區代表可以重新取得警方管理層的控制權，這也是她認爲可行的方式。

雖然只有十幾個人蔘加，但是德魯倒是很樂觀，“你得從某個地方開始，這是任何事情的起始。一個人、幾個人、小型組織發出聲音，創立連接讓自己聲音聽到。儘管今天活動規模很小，但在西雅圖各地都有類似活動，成百人蔘與，每天都有遊行，我們也在和那些組織建立聯繫。”她告訴我們，這就是積少成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