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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如期調降，一年期LPR由4.05%將至3.85%，迎來史上最大降幅20BP；5年期以上LPR則由4.75%將至4.65%。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此次LPR調降在市場預期之中，屬於政策利率的聯動降息。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羣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也說明隨着企業復工復產的推進，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均在漸次加碼寬鬆以促經濟增長。同時，和其他國家的“零利率”相比，中國貨幣政策寬鬆仍有空間。
此次LPR下調之後，市場也在熱議接下來的“降息”空間，多數觀點預計年內LPR和MLF（中期借貸便利）約有10到30個基點的降幅。另外，在當前降息週期中，考慮到銀行成本問題，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的多位業內人士稱，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窗口或已打開，預計未來將會調降25個基點。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對記者稱，這一時點最快可能是4月底或5月初。
“降息”空間還有幾何
在前期逆回購操作利率、MLF利率接連下調20BP後，市場對於此次LPR的調降並不意外。
作爲短期貸款利率的定價錨，1年期LPR的下調將有利於減輕企業融資的債務壓力，特別是在實體經濟受海外疫情衝擊，出口外貿企業仍然面臨經營性現金流短缺，需要依靠外部融資維持現金流的背景下。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LPR報價下降後，利率報價的“斜率”也在進一步拉大。從“加點端”考量，5年期LPR較MLF利率的點差已經達到170BP，而1年期的相應點差仍然維持在90BP。
中信證券宏觀團隊分析稱，從銀行盈利角度而言，5年期LPR利率對應的是以地產融資、基建投資及部分製造業投資爲主的中長期貸款，因此較陡峭的“斜率”可引導銀行從增厚自身利潤的層面增加對中長期貸款的供給，加大對基建投資的資金支持力度；另外，較小的5年期LPR降幅也能夠進一步落實“房住不炒”的政策方針，不從需求側給予購房者過多的政策刺激。
還有觀點認爲，考慮到目前1年期與5年期LPR利率加點變化幅度已出現差別，預計在本輪寬鬆區間內，後續長端LPR利率的下降幅度還將低於短端LPR利率的下降幅度。
自從去年8月LPR改革開始，截至今年4月20日，1年期LPR報價已下調了46個基點，5年期以上LPR共下調20個基點。
在此基礎上，業內的共識是今年降準、降息均可期待。其中，二季度可能是政策密集出臺的窗口期。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分析，二季度是財政政策發力、CPI通脹壓力下行而PPI仍處低位的時間窗口，是一個較好的貨幣政策加力時機。
“後續OMO（公開市場操作）及MLF利率均有望進一步下降2次左右，有15個基點左右的下降空間，進一步帶動LPR利率下降，到三季度LPR利率有望降至3.7%左右水平。”諸建芳認爲。
再延長至全年，廖羣對記者稱，目前央行貨幣政策可謂“加碼寬鬆”，且此輪寬鬆是有選擇性的、定向性的漸次寬鬆，今後貨幣政策箱裏的寬鬆工具仍會輪番出現，預計年內LPR和MLF約有50BP的降幅。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考慮到海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時間有可能相應拉長，調節力度也會進一步加大。預計降息週期將會延續到年底，4月之後MLF利率還有30個基點左右的下調空間。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李奇霖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一年期AAA同業存單利率不到2%，同期限的MLF則爲2.95%，比價來看，MLF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間，但LPR下行壓力受限。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LPR改革後，貸款基準利率和MLF掛鉤，但存款基準利率並未和MLF掛鉤，這就導致，如果存款利率不下調，再加上有些銀行爲了滿足監管指標考覈去高息攬儲，那麼銀行整個負債端的成本越來越重，進而使得LPR下行承壓。
存款基準利率調降可能性加大
在LPR下調的同時，短期內銀行淨息差承受壓力，基於此，市場上關於下調存款基準利率的呼聲再起。廖羣對記者表示，在當前降息週期中，從銀行成本的角度考慮，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窗口或已打開，預計下半年可能調降25BP。
而在4月1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上，首次提到“降息”二字，釋放出貨幣政策信號。
有解讀稱，此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根據過往的經驗判斷，政策利率可能率先迎來調降，OMO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可能在下個月之前出現10BP或者超過10BP的調降，再考慮到近期政策利率下調較快，且銀行負債成本對於LPR的制約逐漸明顯，下調存款基準利率的概率進一步增大。
諸建芳認爲，降存款基準利率應在二季度的政策選項當中，近期有望迎來存款基準利率的下降，幅度預計在10~15個基點，從供給端發力，促進實體企業融資成本下降。
光大證券首席銀行業分析師王一峯亦表示，二季度以來，貨幣政策調控已從供給端轉向需求端，在海外疫情發酵和全球寬鬆潮夾擊下，年內政策工具組合包括擇機下調存款基準利率。
丁爽也對記者表示，目前下調存款基準利率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僅靠下調MLF引導LPR下行，對銀行息差影響較大，特別是在疫情之下，銀行需要增加對實體經濟的貸款，而信貸的增長要靠資本的支持；另一方面，疫情之後，銀行信貸質量或有所下降，需要讓銀行有一定的資本準備。
不過，調整存款基準利率還需考慮我國當前CPI水平，多位業內人士認爲，存款基準利率的調降空間或需在CPI漲幅回落後才逐步打開。
就CPI未來走勢，4月20日，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嚴鵬程在新聞發佈上稱，3月份我國CPI同比上漲4.3%，漲幅比上月收窄了0.9個百分點，環比下跌1.2%，是近10多年來環比最大降幅，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疫情對我國主要農副產品和其他消費品產銷的影響正在較快緩解。隨着全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進一步恢復，CPI漲幅有望繼續回落，全年將呈現“前高後低”態勢。
“因此，從國內通脹、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國內提振經濟的需要等方面來看，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的條件基本具備。我們預計在二季度會調降，甚至最快可能是在4月底、5月初，下調幅度約25個基點。”丁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但也有觀點稱，相較於“一刀切”地調降存款基準利率，由貸款利率的穩步下行市場化地引導存款利率的下降將爲金融機構提供相對靈活的自我調節空間，同時避免“利率並軌”的倒退。因此，未來存款基準利率調整的可能性也可能低於市場預期。
此前，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在發佈會上稱，存款基準利率是利率體系裏面的壓艙石，作爲一個工具可以使用，但是要對工具充分評估。比如，要考慮物價情況，現在CPI明顯高於一年期存款利率，另外考慮經濟增長和內外平衡因素，利率太低是不是會使貨幣貶值壓力加大。此外，存款基準利率跟普通老百姓的關係更加直接，如果“負利率”，要考慮老百姓的感受。
（來源：第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