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場峯會無法彌合美歐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

近日，拜登實現任內首次出訪，在8天內出席G7峯會、北約峯會、美歐峯會以及美俄峯會四場重要會議。拜登將首訪地確定爲歐洲，體現了其對歐洲盟友的重視和修復跨大西洋關係的決心。究其根本，是爲了維護美國霸主地位，顯示其“西方世界領袖”作用。總體而言，拜登對歐政策主要有以下四點特徵。

一是充分利用雙多邊對話機制與歐洲盟友協調立場，通過“返羣復約”修復和強化跨大西洋關係。拜登上臺之初就着手修復與歐洲盟友關係，其本人及其政府成員多次與英法德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外長通話，強調致力於加強跨大西洋合作。2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受邀參加歐盟外長理事會；3月，拜登受邀出席歐盟領導人視頻峯會；5月G7外長會和6月G7領導人峯會期間，拜登和布林肯多次與歐盟及其成員國政治高層會晤，向歐洲表達重振美歐關係、共同抗擊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深化美歐貿易投資關係等意願。拜登政府迴歸多邊主義和國際組織，簽署重返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行政令，並宣佈有條件重回《伊核協定》，加強北約防務對話，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歐關係。

二是照顧歐洲盟友關切，適當讓利，拓展可合作領域。防務能力不足是歐盟的一大短板。歐洲國家對美軍事依賴及對俄軍事忌憚爲美國依託北約牽制歐洲對外政策提供了抓手。拜登上臺後，通過叫停從德國撤軍計劃、緩和北約內部關於軍費支出的爭吵、關注俄烏邊境緊張局勢並對俄施壓，緩和了美歐關係。北約峯會會議公報強調北約面臨來自“專制大國”的制度性競爭以及各方面不斷上升的戰略安全挑戰，認爲中國崛起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及與北約安全相關的領域構成“系統性挑戰”，指出俄羅斯威脅歐洲-大西洋安全。此外，拜登政府中止與歐盟貿易戰，叫停對“北溪二號”項目部分制裁，美歐互相承諾暫停航空補貼爭端等，亦爲美歐加強對話與合作提供了空間。

三是強調在全球性問題上與歐洲盟友開展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拜登政府關注合作抗疫、氣變問題和網絡安全等挑戰，這與歐盟不謀而合。美歐承諾開展對外疫苗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抗擊疫情，共同推動疫後經濟復甦。G7公報承諾到2030年前將碳排放量較2010年水平減少約50%，到2050年前實現碳淨零排放，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攝氏度範圍內。美歐承諾推動世貿組織規則改革，並就降低全球企業最低稅率形成共識，在數字科技、衛生安全、性別平等、恐怖主義等領域對話協調，爲美歐在全球治理領域開展合作擴大了空間。

四是試圖將處理對華關係作爲外交優先項，聯合歐洲孤立中國。

拜登上臺後大肆鼓吹“價值觀聯盟”，美歐頻繁就中國議題交流看法，含沙射影污衊中國是“獨裁國家”，聲稱要用所謂的“民主、法治、人權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等價值觀”維護國際規則，並多次就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權問題”對中國發表抹黑言論，甚至發起制裁。G7峯會聯合公報宣佈建立“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夥伴關係，亦頗有對衝“一帶一路”倡議之意。七國集團甚至污衊稱中方的“非市場化政策和行爲破壞全球經濟公平透明運行”，鼓吹西方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推動多邊貿易體系改革，在規則領域對華聯合施壓。美國還慫恿歐洲國家強化在亞太地區軍事存在，藉此幫助美國加強對中國的戰略圍堵。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拜登多次提及將中國列爲外交優先事務，歐盟主要國家卻猶疑不定，G7、北約和美歐三場峯會也未能彌合美歐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歐盟主要成員國認爲中國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中國不應成爲北約優先事項，G7不是敵視中國的俱樂部，強調涉華關係的多面性，指出“中國是應對全球問題需合作的大國”。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多次強調推動《中歐投資協定》批准、妥善處理涉華議題的重要性，認爲北約既不能忽視中國，也不能誇大中國威脅，而應找到平衡點。

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歐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被特朗普破壞的跨大西洋關係，但其政策效果並未完全達到預期，美歐關係也難以再回到過去。一方面，疫情後的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都存在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風險，各國不斷加強的內顧性，掣肘外交政策的出臺、資源投入和具體實施。另一方面，美歐利益協調面臨結構性矛盾，美對歐讓利空間與可持續性較不確定，因此恐難長久維繫美歐外交步調一致。

此外，歐盟內部存在歐洲戰略自主與大西洋主義兩大路徑之爭，尤其是在英國脫歐後，歐盟日益強調歐洲認同，戰略自主意願日益強烈，對美國支配與控制的容忍度降低。因此，拜登政府的歐洲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歐關係，但無法做到美歐“同步走”，無法讓歐洲死心塌地跟着美國跑。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