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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開始，小說就變了。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董強說，這部小說呈現了生活在虛幻中的人與現實撞擊的故事，因此作家米蘭·昆德拉視之爲現代小說的鼻祖。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范曄也說：“《堂·吉訶德》把小說變成了一種模棱兩可的藝術。”
在題爲“站在’虛構這一邊’——小說、歷史與形式”的《12堂小說大師課: 遇見文學的黃金時代》新書發佈會上，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長聘教授格非、小說家苗煒與這本書中的兩位作者——董強、范曄——對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質進行了探討。在這本書中，12位學者和譯者爲讀者講解了普魯斯特、伍爾夫、喬伊斯、卡夫卡、昆德拉等12位20世紀作家的經典現代小說。現代主義塑造了“現代人”感受世界的心理和方式。在活動現場，嘉賓們一致同意，現代小說的核心功能在於提出問題，但它卻不能提供答案。
《12堂小說大師課: 遇見文學的黃金時代》 陸建德 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
現代小說只有問題沒有答案
格非談到，過去的神話、民間故事裏沒有時間性，講故事的時候談到的時間都非常模糊，“從前”“很久很久以前”都不是時間，而是開放的、概述的東西。到了結尾，不管人物遇到多大的風險，最後總是圓滿的，主人公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但將來的日子究竟怎樣，讀者沒必要知道。這是因爲，那個時代的人有能力來肯定自身的生命，能夠把內外的時間統一成一個整體。匈牙利文學批評家盧卡奇認爲，這是有永恆在擔保。盧卡奇說那個時代只有答案沒有問題，或者說答案先於問題。但是，今天的世界，或者說現代小說出現以後的世界，卻只有問題沒有答案，只有謎面沒有謎底。
相較之下，傳統的史詩之所以有答案，是因爲有神和上帝，中國也有鬼神，正是因爲人們相信那些比人更高的存在一定會出面干預，所以故事會有好的結局。格非談到的正是韋伯講的“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說，那些存在於古代精神中令人景仰和畏懼的神祕事物，在歷史進入現代以後，隨着科技的發展，被理性化的光芒驅散了，過去人類認爲可以依託的那些比人類更高的超驗存在也就沒有了。
他認爲現代小說最核心的功能在於提出問題，卻不提出解答。范曄則說，偉大的小說不要求讀者站隊，“小說的本質是一種不明確的表態，明確表態的叫投名狀。”他以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舉例，科塔薩爾曾面對指責和批評，人們認爲他的作品脫離拉美的現實，沒有直接反映拉美水深火熱的生活，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在受壓迫、被剝削的大衆的一邊。但科塔薩爾說，自己的文學不是爲回答問題而生的，而是爲了提出問題，爲了引起不安，爲了將思維與感受向着新的真實的地平線敞開。與之類似的，西班牙作家哈維爾·塞爾卡斯也認爲，偉大的小說往往都包含一個核心問題，《白鯨》中的白鯨到底象徵着什麼，《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到底是不是瘋子，無論是梅爾維爾還是塞萬提斯似乎都沒有直接回答，也許，答案就是我們不知道《白鯨》的終極意義，也無法確知堂·吉訶德到底是瘋了還是清醒了。范曄引用塞爾卡斯的話說，回答就在問題中，問題就是回答，是對回答的追尋。他認爲小說的使命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以儘可能複雜的方式提出一個問題。“很多時候能否找到答案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深入地感受問題。”
今天的小說家有一種盲目的自信
董強認爲，小說作爲現代的產物是對人的存在的關注，現代文學深深地受到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並試圖對全新的問題進行迴應。在苗煒看來，提問是很難的，“寫作的人會想提問，但很多時候這個世界充滿標準答案，就是沒什麼人能夠提出一個真正的問題。”
這樣的情況是怎麼產生的？格非說，現代小說跟傳統故事最大的不同在於，傳統故事是口口相傳的，依據的是傳統；現代小說依賴的唯一的東西就是生存經驗，尤其是我們自身的經驗。不過，今天出現的大問題是，作家藉助發達的媒體會自認爲很瞭解這個世界，可以把握這個世界。
在巴爾扎克的時代，作家要做社會調查，要實地勘查，但是由於今天有那麼多的資訊，小說家就會出現一種盲目的自信，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他們一個晚上可以編十個故事，故事裏還可以有很多起承轉合悲歡離合。”就這樣，“全世界的作者都在胡寫，在慣性當中推出各種各樣的故事。”格非認爲這非常可怕。
“好的小說家就是提問題的，提出這個時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格非說，但是今天的小說家提出不了問題，就是因爲小說已經變成了慣性的、自動化的寫作，“任何人都可以寫作，寫得很多，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讓作品暢行於世。這樣一來，小說提出問題的能力正在喪失。”
很多諾獎作家在格非眼中也很平常，但他認爲石黑一雄是可以提出好問題的作家。他提到，在長篇小說《別讓我走》裏，石黑一雄在針對克隆人提問，在新作《克拉拉與太陽》裏，他也在針對人工智能提問。“這些是非常深入的、充滿悲劇性的問題，會促使你來反省自身的經驗。”
活動現場 左起：董強、格非、范曄
非虛構不是虛構的敵人
在非虛構盛行的今天，虛構還有什麼樣的位置？非虛構和虛構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新鮮。董強看到，其實無論是莎士比亞還是莫里哀的戲劇，都充斥了生活在自己虛幻世界中的人物。董強以莫里哀的戲劇爲例，《吝嗇鬼》裏面的阿巴貢、《僞君子》裏的奧爾貢和《貴人迷》裏的茹爾丹，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董強認爲，在法國文學裏，生活在虛幻中的往往是貴族、主人，而僕人總是比主人更清醒。比如在戲劇家博馬舍的喜劇《費加羅的婚禮》裏，費加羅就比他服務的貴族要聰明，更加擁有生活的智慧。
除了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小說《堂·吉訶德》指出了虛構小說中虛幻與真實可能發生的衝突。董強說，在現代小說的初期，虛構和非虛構或者虛幻和真實的關係也引起了其他小說家的注意。比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裏，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讀了很多浪漫主義小說，從而形成了自己虛幻的世界，開啓了走向滅亡的道路。
這樣看起來，虛構和真實似乎會產生矛盾，但董強看到，其實浪漫主義者在盡情虛構的時候，也十分講究歷史資料考證，強調所在地的色彩，這意味着，出場人物從裝飾打扮到語言談吐等都必須吻合自己所處環境的特色，不論這個環境是法國、西班牙，還是東方，不論這個時間是在當時還是遙遠的中世紀。而有一種“真實”是他所反對的。他舉例稱，國內曾流行過一本叫《張之洞》的歷史小說，書中作家提到愛情就用初戀情人、夢中情人這樣的說法；介紹地點，講解地跟導遊詞一樣有板有眼；甚至在小說裏作者還展示了當下中國發生的改革問題、官商矛盾、中西矛盾等諸多現象。“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它跟當今的主流語言混同，所以能流行能暢銷，但是也就失去了一部小說真正的力量。”董強說。范曄也稱：“虛構的敵人不是非虛構，絕對排他的那種唯我獨尊的所謂現實主義纔是虛構的敵人。”
一邊是虛構，另外一邊是非虛構，當人們把天平傾向虛構的時候，究竟在選擇什麼呢？范曄看到，小說家會努力讓語言從意識形態裏、從商業裏、從工具性裏釋放出來。在所有人都在爭奪語言戰場的時候，小說家在保護和解放語言，讓它具有更豐富的可能性。在董強看來，虛構有一種前瞻性，這種前瞻性是歷史所沒有的。“如果說我們閱讀歷史、閱讀非虛構，是希望通過歸納能夠看出一些社會發展的規律，從而試圖更好地把握未來，那麼虛構則是運用我們的想象力去展現某種可能的未來。”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