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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受警察暴力執法而喪命之後，全美掀起了一場反抗種族歧視的浪潮。在這約莫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全美成千上萬的黑人走上街頭，打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抗議警察暴力執法，要求正視社會對少數族裔的結構性偏見。隨着抗議活動的不斷髮酵，對種族主義歧視的反思也擴展到了藝術人文領域，不少文化名流承諾將注重種族多元化，改變白人主導行業的現狀。

但在當地時間7月7日，美國文化界出現了不同於主流的聲音。153名藝術家、作家和學者簽署了《一封關於公正和公開辯論的信》，並發表在美國左派月刊《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上。簽署人包括《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羅琳、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值得注意的是，簽署者中不乏作爲有色人種的藝術家、作家和學者。他們在信中警告稱，這場聲勢浩大的示威運動可能會導致“不寬容的社會氛圍”，強調社會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度。該信一經公佈，就在網上引起了激烈爭議。

以下是這封公開信的內容。

一封關於公正和公共辯論的信

我們的文化機構正面臨着考驗。對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的強烈抗議正在高歌猛進，要求對警方進行早就該有的改革，呼籲整個社會內更高程度的平等和包容——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新聞業、慈善業和藝術領域。但是，這種必要的訴求也強化了一套新的道德態度和政治承諾，而這很可能削弱我們公共辯論的傳統和對差異性的包容，甚至導致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當我們爲第一次進步喝彩時，卻把第二次進步拒之門外。反自由主義的力量正在全世界範圍日益壯大，並且擁有了像特朗普這樣，對民主制帶來實際威脅的強大盟友。但是，對這種反自由主義思潮的抵抗力決不能演變成一種新型的教條主義和政治威壓——而今右翼煽動者已經在利用這一點。只有當我們公開反對在各方出現的不寬容的氛圍，才能實現我們所希望的民主包容。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命脈，現在卻日益受限。一種審查的風氣正在我們的文化中廣泛蔓延，我們卻還以爲它只是極右翼的專利：對相反意見的不寬容，公開羞辱和排斥的流行，以及把複雜的政策問題消解於盲目的道德確定性的傾向。我們應當認識到各方反對言論的價值，即使這些言論有時是強硬甚至刻薄的。然而我們現在卻常常聽到，人們要求迅速且嚴厲地懲罰言論和思想上所謂的錯誤。更令人不安的是，各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對此驚慌失措，只想着及時止損，出臺了草率而不成比例的懲罰措施，而非經過深思熟慮的改革。編輯因發表有爭議的文章而被解僱；書本因涉嫌不夠真實而被下架；記者被禁止在某些話題上進行寫作；教授被調查在課堂上引用的文學作品；研究人員因傳播同行評議的學術研究而遭解聘；某些組織的領導只是因爲犯了一些笨拙的錯誤就被趕下臺。無論圍繞每一個具體事件的爭論是什麼，其結果都是，逐步削減了可以不遭到報復的發言範圍。因此作家、藝術家和記者擔心一旦偏離社會共識，甚至只是對一致意見不夠熱情，就會危及自己的生計，而我們也正在爲他們的避險情緒付出代價。

這種令人窒息的社會氣氛終將毒害我們時代至關重要的事業。無論是因爲專制的政府還是不寬容的社會，對公共辯論的限制都將傷害那些缺乏權力的人，削弱每個公民的民主參與的能力。淘汰不好的想法應當依靠曝光、爭論和說服，而不是逼它們噤聲和消失。我們拒絕公正和自由間所有錯誤的選擇，但公正和自由是相輔相成的。作爲作家，我們需要社會文化留給我們去實驗、冒險甚至犯錯的空間。我們需要保留善意爭論的可能，即使意見相左也不會帶來可怕的職業上的後果。如果連我們都不去捍衛自己工作所仰賴的東西，我們便不應該指望公衆或國家爲了我們去捍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