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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作爲首批出國進行正式外交訪問的拜登政府高官，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日本東京，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衛相岸信夫，舉行了美日“2+2”會談。
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美日兩國指名道姓地就中國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進行了點名攻擊，更就涉及主權及領土爭端、“一箇中國”等中方核心利益問題，發表了諸多刺耳言論。
美日兩國間舉行“2+2”會談，卻將會後聯合聲明的大段篇幅留給“第三方”中國，這無論如何都是異乎尋常的安排。人們有理由關心，在如此“不合慣例”的聯合聲明背後，美日兩國各打着怎樣的算盤？
從近期一系列舉措中，不難清晰看到，執政黨和政府的輪替，並沒有改變美國政壇視中國爲主要對手、威脅的現實。美國試圖不顧“吃相”竭力阻撓、打壓中國發展，併力圖藉助自身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長期“做老大”的先天優勢，在世界各地締結針對中國的“同盟”，逼迫各國表態站隊的動作層出不窮。具體到印太，就是包括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QUAD）外長電話會議、3月17日奧斯汀訪問韓國，以及美日“2+2”等在內的一系列外交“大動作”。這一系列動作異常清晰地圍繞着兩大“主線”：首先，藉此突出和鞏固美國在印太的主導地位；其次，軟硬兼施，力圖迫使亞太盟友、夥伴站在美方一邊，合力對付中國。
僅就“2+2”本身而言，美方基本達到會前通過《和平穩定繁榮的基礎》一文（美國政府當地時間3月14日發表）所公開表述的會談目的，即僅以“美國絕對參與日本防衛”和所謂“《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等空洞承諾、擔保，和“共同價值觀”之類抽象概念爲代價，換取日方在美方所期待的“合作對抗中國對亞洲和全球所帶來的共同挑戰”方面，亦步亦趨地幾乎完全按照美方所擬定的腳本照本宣科。
當然，美方並非真那麼外行。儘管在政治正確大背景下必須對中國擺出一副“臭臉”，但他們也並非不清楚，中美間的問題必須靠中美坐下來談才能解決問題，正因如此，纔有了安排在3月18日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層對話。但很顯然，美方仍沉浸在“優勢心態”心理暗示中不能自拔，在對話前通過一切可能手段、平臺和渠道，竭力擺出一副對華鐵腕、居高臨下的教師爺做派，並早早暗示了一廂情願的會談流程、內容，試圖藉此獲得一個可以在國內和國際間炫耀的“勝利”，甚至藉此以美方意志爲標準，給中國立規矩。而“2+2”及此後的聯合聲明，同樣是這種藏不住的“小心思”不可或缺的一環。
那麼，日方何以如此入戲和配合？
不論QUAD、美日或美韓關係，都遠不是平等、互利的盟友關係，而是一種主從分明的主導與被主導、依附與被依附關係，對中國進行包括點名攻擊在內的全面對抗，更多體現了美國部分利益團體和政治集團的意志、利益，卻並不一定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正因如此，QUAD外長電話會議最終“虎頭蛇尾”，拿出一紙隻字不提中國的聯合聲明。也正因如此，同樣在軍事上嚴重依賴美國庇護的韓國，在不得不捏着鼻子答應提高駐韓美軍費用同時，明確表示“在中美間選邊站不符合韓國利益，韓國不會這樣做”。
與之相比，日方在“2+2”後卻“保質保量”地滿足了美方期待，箇中緣由並不難猜到。
首先，日本在中日釣魚島爭端、東海大陸架及油氣資源爭端等涉及主權方面的紛爭中，對自身日漸喪失“主動優勢地位”深感不安，又自忖中國近年來發展速度日新月異，希望犧牲身段換取美方在這些問題上拉偏架，好藉此恢復“日中平衡”。
其次，在安倍晉三因故提前辭職後，缺乏門閥背景的菅義偉匆匆上任，隨即遭遇國內各項改革遇阻、新冠疫情反覆、東京奧運前途未卜等一系列內憂外患，內閣支持率長期低位徘徊。在這種背景下，菅義偉內閣期待通過“對美讓利”，換取後者更多支持、保障，從而確保自己平穩撐過當前難關，避免重回“前安倍時代”內閣走馬燈更迭的混亂。
除此之外，日方恐怕還想借“2+2”試探一下中方忍耐的底線，看看能否拿捏一個“既喊打喊殺讓美國滿意、又不妨礙繼續和中國談生意”的分寸。
但現實是骨感的。在國際關係中罔顧互惠互利、相互尊重原則，恃強凌弱、以教師爺自居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無論設計怎樣的機關、花費多少心力，想平空獲得無本萬利、損人利己的“單邊外交成果”，恐都註定只能是“三十六計、計計落空”。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