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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網舉辦主題爲“後疫情時代的中美關係”線上金臺沙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峯認爲，當前中美關係正經歷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以來的一個根本性、反轉性甚至顛覆性的變化。中美關係要繞過“急流險灘”，化解重大風險，未來需要多找幾塊“壓艙石”。
以下爲倪峯發言摘編：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聚焦這些年來的大國關係之變，中美關係可能是其中最爲突出、最爲顯著的。可以說，中美關係正在經歷着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以來根本性、反轉性甚至顛覆性的變化。這或許是當下認識中美關係的一個基礎性判斷。
中美關係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變化，是因爲中美關係的時空背景、基本邏輯、基本樣式都發生了根本性、反轉性、顛覆性的變化。
首先是中美關係的時空背景出現了變化。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技術在全球流動，國家與國家間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但是自2016年開始，以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爲標誌，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出現了逆轉，經濟全球化正在退潮。與此同時，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進一步阻斷世界各地之間的相互聯繫，國家“堡壘化”的趨勢進一步凸顯。這樣的時空背景，與三四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其次是中美關係的基本邏輯出現了變化。與經濟全球化相對應，過去經常用來形容中美關係的詞是相互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兩國互爲最大的經貿夥伴，是推動過去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邏輯。有了這樣的利益聯結，人們常常說，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不過，當前在中美內部都出現了“脫鉤”論調。這表明中美關係的基本邏輯正在發生一個翻轉性變化。
最後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樣式出現了變化。以往談論中美關係發展的過程，通常會講有競爭有合作、但合作大於競爭。然而，當前中美關係已經駛入一片未知水域，進入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形態。
2017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就將着眼點鎖定在經貿領域，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變成了“主戰場”。這種觸及基礎與根本的做法是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最重大的轉向。中美雙方都試圖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和矛盾。經過一年半以上的艱鉅鬥爭和博弈，到了今年1月15日，兩國之間達成關於經貿問題的第一階段協議。由此，中美關係出現了由急向緩的跡象。
然而，目前來看，這種跡象並沒有得到維繫，新冠疫情的出現成爲新的不確定性因素。本來，新冠病毒不分地域、國別、種族和意識形態，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應是中美由競爭重回合作的契機。但是，儘管疫情洶涌，美國仍有相當多的政客、戰略精英、媒體仍從大國戰略競爭視角對此進行解讀，一些人甚至把疫情視爲抑制中國崛起的機會。在各種勢力的共同鼓譟下，美國發起了新一輪對華對抗，包括利用新冠疫情抹黑唱衰中國，在經貿領域對華施壓，通過推進“印太戰略”打造對華戰略競爭“主平臺”等手段，此外，還不斷在涉臺、涉港等問題上大做文章。
由此看來，兩國戰略競爭在未來一段時間恐怕將繼續升級。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峯在海外網金臺沙龍（線上）發言
中美關係想要繞過“急流險灘”，化解重大風險，未來還需要多找幾塊“壓艙石”。
首先，中美在軍事上“不衝突不對抗”這條底線要守住。中美兩國都是軍事大國、核大國，如果兩國走向軍事衝突對抗，根本沒有贏家。在當前中美關係出現種種問題的情況下，中美兩軍之間仍然保持了相對正常的溝通，說明雙方都希望避免“擦槍走火”、避免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軍事上“不衝突不對抗”的這條底線，相信中美能夠守住。
其次，物質利益仍然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紐帶。中美之所以能夠相互成爲重要貿易伙伴，是由兩國之間的客觀需求決定的，是由國際貿易分工的客觀經濟規律決定的，這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美國是一個後工業化社會，基本以服務業爲主導；而中國正處於高度工業化發展的階段，兩國經濟有很強互補性。2018年，中國工業產值佔全球27%，遠超美國11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全球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工業產品是在中國生產的。在客觀現實面前，美國政客想不想對華“脫鉤”，與能不能“脫”，根本是兩個問題。
最後，人文交往或有望成爲中美關係新的“壓艙石”。改革開放之初，中美關係在經過幾十年對峙後能夠迅速恢復，兩國之間人文交往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因素。改革開放40餘年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超過了350萬，其中留學美國的累計超過140萬人，中美人文交往的規模超過了歷史任何時期。時至今日，這種人文交往不僅僅是一種文化需求，更是利益的需求。2018年，中國留學生對美國大學貢獻學費高達150億，這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正常運行有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中美關係在政治或者戰略層面出現問題時，人文交往雖然難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是維持兩國關係的基礎性力量。
面對一個可能變得越來越複雜的中美關係，如何找到複合型多元的穩定支點，考驗着中美雙方的智慧和勇氣。
（來源：海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