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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場景無處不在：人們面對面扎堆在擁擠的泳池，肩並肩坐在室內酒吧，在特朗普的集會上歡呼卻不佩戴口罩，而恰恰還是這位總統，總是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當下對疫情輕描淡寫。現如今，正如許多公共衛生專家所預測的那樣，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席捲了整個美國南部和西部。與此同時，許多正在進行社交隔離的人看着這些肆無忌憚扎堆聚衆的美國人發出天問：“他們在想什麼啊？”
我們就此現象向史蒂芬·平克尋求答案。平克是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撰寫了大量著作，包括《心智探奇》和《當下的啓蒙》，後者探討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心態，部落主義正在崛起，人們對於健康建議抱持蔑視。這並不只是人羣擠在一起的部落主義。平克說，“這樣的部落中有一個道德成分，主要是人們傾向於將自己的部落視爲敵對聯盟的某種壓迫或傷害的受害者。他們相信代表該團體的行動，即使是象徵性的，也是一種正義，一種解決方法，發表聲明，推動自身的道德事業發展，這對我們來說可能很奇怪，甚至對其嗤之以鼻。但從其部落內部來看，如果他們遭受了外部傷害，可能會感到長期處於被侮辱與被傷害狀態。這在許多國家的文明發展史與神話故事中都很常見。”
平克說，我們將看待問題的角度轉變一下，就能很容易理解部落主義的影響了。“一些右翼確實有理由質問那些參加Black Lives Matter遊行的人。示威者擠在一起大喊大叫，他們高聲喊着口號，許多人都沒有戴口罩。如果我們從抗議人羣的角度去回答這些人的問題，我們大概就能洞察一些事實，其中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但現在的問題是心理層面的，關於街上的示威人羣在想什麼。好吧，那些街上的人在想什麼呢？不戴口罩喊口號？那些公共衛生專家又在想什麼？告訴人們這樣的做法是可以的？”
5月31日，華盛頓特區的示威人羣 圖片來源：Koshu Kunii/Unsplash
科學一直在和政治以及宗教進行交鋒，而COVID-19的危機此刻變成了我們最關注的事件，氣候變化、疫苗接種以及轉基因食品也是人們的文化討論戰場。耶魯大學法律與心理學教授丹·卡漢（Dan Kahan）領導了該校的文化認知項目，該項目旨在探討文化價值如何塑造公衆風險感知。他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一個團體的需求——特別是政治或宗教團體的需求，總能凌駕於科學事實之上。未能接受採訪的卡漢在《自然》雜誌上寫道，“人們很難接受他們覺得高尚卻對社會有害的行爲，以及他們覺得卑劣卻對社會有益的行爲。因爲一旦接受了這樣的主張，他們與身旁之人就會產生分歧，因此他們有強烈的情感去牴觸這樣的主張。”
平克對此表示認同，但他強調，做正確的事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容易。“對於冠狀病毒，真的很難弄清究竟還有什麼潛在的傳播途徑。六英尺的社交安全距離到底靠不靠譜？戴口罩真的有用嗎？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外在信息瞬息萬變並不奇怪，因爲我們對自然界還是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從已知的數據中學習，而隨着學習的深入，我們原有的知識與實踐都會發生變化。然而，人們有時候會把專家當作預言家，而不是實驗者或試錯者，所以他們認定專家從一開始就能提供最佳方案，要不然這羣專家就是‘磚家’，應當被取代掉。事實上科學是在學習中進步的，一般民衆的觀點與我們所秉持的科學態度完全相反。”
平克補充道，即便所有人都能認真學習，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正如卡漢所證明的那樣，即便是我們當中那些認爲我們對氣候變化、新冠病毒抱有一定見解的人來說，可能也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來給出一個合理的定論，”平克說，“因此我們信賴科學家，這麼做沒錯，因爲和陰謀論家與騙子相比，科學家確實有更多方法得出真相。但是，假如你不去相信《紐約時報》、NBC、CNN這些媒體，不去相信哈佛大學還有世衛組織，反而認爲它們只是一些利益集團或者敵對組織，那麼你總會去相信其他一些信息源。”
心理學家萊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心理學中最著名的術語—— “認知失調”。多年來，費斯汀格在許多實驗中證明，當人們想做某事卻發現了不該做這件事的原因時，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爲。我有幸結識了費斯汀格，他本人是個大煙槍，這是認知失調行爲教科書般的證明——即便相信吸菸會致癌也要去抽。最終費斯汀格死於癌症，享年69歲。
在新冠病毒流行的當下，動機（motivation）甚至超越了認知失調。平克說，“不僅僅是因爲人們有邏輯思考能力，因而被現有的矛盾所煩惱。人們煩惱是因爲現實似乎正挑戰着他們認知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工作能力、自主能力還是道德觀。我認爲，對於費斯汀格的發現的更好詮釋，是要認識到我們的想法不全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當某些想法與‘我控制得了，我很好，我有能力’的想法產生衝突時，那說明這個想法已經被過度合理化了。”
除此之外，平克認爲，合理化幾乎總是從樂觀的、個人主義的角度出發的。“很多人不繫安全帶，這一行爲是愚蠢的，因爲後果可能很嚴重。但人們的想法又往往是正確的，他們很可能並不會在車禍中喪生。但即便風險低，這種集體性想法也相當愚蠢。就如同車禍一樣，即便你自己沒有感染新冠病毒，但你的行爲可能讓其他人感染。”
人的觀點可以改變嗎？“這個問題就像在問，認知失調、理性下降是否具有某種有限的彈性？”平克說，“你能剛好將其延展到斷裂之前嗎？我認爲答案是肯定的。在費斯汀格所處的50年代，末日論相當盛行，它是認知失調理論的基礎。也就是說，當世界末日並沒有在12月31號來臨，那些邪教徒會怎麼辦？有的人繼續深信不疑，有的人不再相信了，他們離開了邪教。這樣的事情會繼續發生。現實是有原則的。我們對原則的推動能力有限，當它與事實發生重大沖突時，人的觀點確實會發生改變。”
本文作者Robert Bazell是耶魯大學細胞與生物學的客座教授。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