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能重新成爲推進全球治理的主平臺嗎？

當地時間2月19日，G7（七國集團）視頻峯會召開，此次峯會是2020年4月視頻會議後的首次，由英國首相約翰遜主持。峯會聚焦應對新冠疫情、重振世界經濟，以及氣候變化等當前最熱門的全球治理議題，力圖彰顯G7在當前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峯會也達成了一系列成果。在應對新冠疫情問題上，約翰遜承諾將捐贈部分英國已訂購的疫苗，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疫苗短缺問題，同時將積極推動各國締結“全球衛生條約”。宣示“美國歸來”的美國總統拜登也表示將向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和抗疫捐贈20億美元。

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問題上，峯會發表的聲明承諾，將從新冠疫情打擊中儘快重建世界經濟，爲發展中國家經濟復甦提供幫助，並通過與G20等國際組織的合作，探索“所有可用工具”，推動實施貧窮國家“暫停償債倡議”和共同框架。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峯會承諾將把應對氣變和逆轉生物多樣性喪失作爲未來G7工作的重點，根據《巴黎協定》在減緩、適應和融資等方面取得進展，推動實現全球發展的綠色轉型。

國際主流輿論普遍認爲，美英等國在此時積極提升G7在全球治理與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其實背後有多重原因。

一是英國作爲今年G7峯會的東道主，有意藉機彰顯自身的存在感和影響力。特別是在英國正式“脫歐”後，約翰遜首相有意借擔任G7輪值主席國之機，發揮“全球英國”作用。與往年舉行的G7峯會不同，今年英國將年度峯會拆分成線上和線下兩個部分，線上峯會在2月舉行，而線下峯會計劃在6月疫情好轉後再舉行,以充分展現英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領導作用”。

二是美國新總統上臺後，有意借G7峯會展示西方大國間的團結，以及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作用。實際上，自拜登正式入主白宮以來，已先後頒佈數十個行政令。在宣示“美國歸來”的同時，拜登開始着手修正特朗普時期的內外政策。參加本次G7峯會前，拜登已先後宣佈重返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世衛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用“美國之音”的話說，拜登試圖利用此次峯會，以實際行動表明“美國歸來”。

三是G20等治理機制作用的下降，客觀上爲G7重振提供了契機。傳統上，G7曾長期引領全球治理，爲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南北合作、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提供“西方方案”。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G20取代G7成爲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但近年來，G20推動全球治理乏力，特別是疫情以來，G20、聯合國等衆多全球治理機制難以達成共識，應對疫情不力，影響力有所下降，使得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又開始轉向自身的小圈子，一度式微的G7又開始重現生機。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在6月G7線下峯會還有意邀請印度、澳大利亞、韓國等加入，以進一步增強G7峯會的代表性和影響力；此次峯會也更像是G7峯會的率先“對錶”，爲6月的“擴容”峯會打下基礎。

然而，與本次G7視頻峯會的自我感覺良好不同，國際社會對G7未來能否重新成爲全球治理主平臺的態度普遍較爲謹慎。

首先，美歐日等西方大國內部能否再度實現協調一致，仍然存在不小的變數。單從美歐關係上看，儘管拜登上臺後多次試圖修復雙方關係，但雙方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仍存在明顯的分歧，特別是美歐在數字貿易上的磨擦至今未能完全消除。

其次，本次G7峯會再談牽制中國崛起的老調，拜登也聲稱將把應對“中國挑戰”作爲加強西方大國內部協作的抓手，而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也放言希望G7能更有力地對抗中國、俄羅斯等“制度性競爭對手”。這些都使本次G7峯會帶有了明顯的大國對抗色彩，也與本次G7峯會所鼓吹的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基調大相徑庭。

尤其是，近一段時期以來，G7在南海、東海等涉及中國主權、安全的問題上不斷說三道四；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G7越來越有成爲西方大國聯手對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大國施壓平臺的趨勢。這些變化不僅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大趨勢背道而馳，也不符合西方七國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使G7成爲全球多邊治理主平臺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