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公約數”:在日益分裂的社會裏,我們如何與反對者對話?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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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同感。你身處日益加劇的分歧中,對反對派失去了尊重。無論這是與最近一次選舉還是兒童保育相關,你都感到自己精心思考的論證不受人待見,也許根本沒人在意。但你是否想過,此時對方的心裏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們與同行最近在《自然-神經科學雜誌》發表了一項研究,記錄了人們發覺分歧時的大腦活動。在實驗裏,我們讓21對志願者做出一系列財務上的決定。具體來說,他們要估計不動產的價格,還要花錢爲自己的估值投注。對估值越是自信,打賭的開支也就越大。在完成任務期間,大腦影像檢測儀會對每位志願者進行掃描,以記錄他們的大腦活動。兩臺檢測儀被一堵玻璃幕牆隔開,志願者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另一人的估值和賭注。

一旦志願者就不動產價格達成了共識,每個人都會對其估值更有自信,並投入更大的賭注。這不無道理——如果我同意了你,那你就會對自己的正確性抱有更大的信心。每個人的大腦活動也反映出了對夥伴信心的編碼。其中名爲內側前額葉皮質後部(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的腦區活動尤其顯著,它追蹤着夥伴的信心,據我們所知,它與認知失調也有關聯。我們發現,某個志願者的自信也會增強其夥伴的信心,反之亦然。

不過,最有意思的是,當人們意見不合時,其大腦對他人見解的力度就不甚敏感了。分歧產生後,內側前額葉皮質後部就不再能跟蹤夥伴的信心強弱。結果就是,互不認可的兩人都自認爲自己正確,很難被對方影響,持不同意見的夥伴對二人的估值是否有信心變得無關緊要了。

但也不能說分歧的二人彼此就毫不在乎了。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在於我們測試了志願者對其夥伴之估值和賭注的記憶。結果表明,對立的意見更可能被認定爲犯了大錯(categorically wrong),其觀點的力量也因此而失去重要性。

極化的社會

我們推測,面對諸如政治等熱門話題上的分歧,人們可能更難留意到對立意見的力量。

我們的發現或許有助於解釋目前社會上令人困惑的一些趨勢。例如,過去十年來,氣候科學家對氣候變化的人爲性這一結論表現出了更大的信心。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共和黨人對這一觀點的信任度在同一時段內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一特定趨勢的成因複雜而多樣,但它可能與他人意見在我們大腦中的編碼方式及源自於此的偏見有關。

這些發現可以進一步推廣到一些時政事件上。就以最近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彈劾聽證爲例。我們的研究表明,在證據對總統不利的情況下,不管證人是“平靜、自信並且用事實說話”(如政府官員比爾·泰勒在聽證會上接受質詢時就被人如此形容)還是“閃爍其詞”(如FBI負責人羅伯特·穆勒去年6月在就其特別顧問調查接受質詢時就是這樣),都不會影響到業已對彈劾持反對態度的人——但它們仍可左右支持彈劾者的信念。

那麼,如何才能增加反對者聆聽我們的機會?我們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一項“老生常談的妙法”(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近來面對因退歐而陷入分裂的英國就採取了此辦法)——尋求雙方的公約數。

當各方深陷分歧、沉迷於羅列各種理據證明我方如何正確而對方如何錯誤時,再精巧的論證也難以發揮其力量。但如果我們從共識開始——也就是我們都能同意的部分——我們便不會一來就被貼上“異見者”的標籤,我方論證的力量也更可能發揮作用。

設想一下,有一對父母錯誤地相信疫苗和孤獨症有關,因而不願給孩子接種疫苗,而我們試圖改變其信念。研究表明,直接擺出強證據駁斥此關聯,不能改變父母的想法。相反,強調疫苗有助於保護孩子不受具有潛在致死性的疾病困擾——這個說法是父母更容易接受的——則能夠將父母同意爲小孩接種疫苗的意願提高到原來的3倍。

在分歧白熱化之際,請嘗試並且牢記:改變的關鍵通常在於找到各方共享的信念或動機。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