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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姍姍來遲地發表了自1月20日就職以來，新政府的首個外交政策演講。
爲清除特朗普時代的影響，拜登在演講中竭力營造一種“美國回來了”的氛圍：特朗普“拋棄國際責任”、“放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影響美國和盟國間關係”，因此需要他來“撥亂反正”。
拜登上任後的第一個重大外交決策，就是讓美國重新加入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退出的世衛組織（WHO）和巴黎氣候協定，任職當天還和俄羅斯簽署《新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並重提美日韓三角同盟和“跨大西洋友誼”。所有這些都表明，拜登政府希望重新拾起奧巴馬時代看似順風順水的“帶頭大哥”做派，重塑並鞏固美國自由世界盟主的優勢地位。
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作爲一個年事已高、在疫情背景下公共活動並不活躍的總統，拜登上任後正式視察的第一個聯邦政府機構，正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院。反觀前任特朗普，當年上任後第一個視察的聯邦政府機構是中央情報局（CIA，當然，這和他上任之初就被“通俄門”糾纏有關），正式步入國務院已是就職一年後的事。這至少表明，拜登政府竭力想在外交層面有所作爲——或至少看上去有所作爲。
在首個外交政策演講中拜登用了較大篇幅提及這些，並將之和所謂“外交重設”聯繫起來。
所謂“重設”（reset），就是一改特朗普時代美國外交“不談價值觀，只撈實惠”的實用主義風格，轉而重提諸如人權、價值觀等人們耳熟能詳的“美國概念”——當然，時代不同了（關鍵是班子構成不同了），人權和價值觀也要與時俱進，因此諸如“捍衛LGBTQ羣體（性少數人羣）”之類的新概念也脫口而出。可以想見，未來四年裏，人們所熟悉的“美國大棒”，又會花樣翻新地漫天飛舞起來。
任何一位新任美國總統的首個外交政策演講，都不可能迴避一個根本性問題：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對於前一個問題，拜登在演說中闡述得較爲籠統，僅強調了和“盟友及夥伴”的“傳統關係”。目前看來，他似在等待“盟友及夥伴”的態度，然後再作出進一步跟進。但很顯然，他希望“盟友及夥伴”在方方面面更加配合美國，更加尊重這個“帶頭大哥”。
對於後一個問題，他的答案相當明確：俄羅斯在四年後重新被美國政府列在頭號“對手”行列，這預示着延續多年的制裁、限制措施仍會延續甚至強化；中國被稱爲“嚴峻對手”（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又稱“準備（與之）合作”，這表明中美關係仍將是未來四年美國外交政策中最複雜、最微妙的方面。與此同時，伊朗這個經常掛在特朗普嘴邊上的“敵人”，在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一次不提。這至少表明，未來四年裏美國對於在這個海灣國家身上使勁兒，並沒有特別大的興趣。
對於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一些分析家指出，這實際上是“藍色版本的‘美國第一’”。
衆所周知，“美國第一”本來是紅色的，即共和黨特朗普時代的外交招牌，其實質是美國必須佔便宜，不佔便宜就是吃虧，爲佔便宜可以不惜一切（包括退羣、撕破臉皮和放棄領導責任），如果原本佔便宜但後來沒有便宜可佔則可隨時反悔……，一些人曾期待拜登上臺後新人新氣象，摒棄這種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也不利己的外交戰略。
但種種跡象表明，拜登及其團隊並沒有這樣的打算：上任第一天，他就撕毀了與鄰國加拿大間業已達成的加美輸油管協議，令這個與美擁有世界最長陸地共同邊界的鄰國怒不可遏；面對歐美盟國“取消特朗普無理強加的高額關稅”呼籲，拜登裝聾作啞，顧左右而言他；在方方面面追問下，包括新任商務部長雷蒙多在內，多位拜登貿易團隊要員重申繼續對中國華爲、中興等高科技企業實施高壓的既定政策，而拜登政府顯然也希望延續特朗普蠻橫施加的鉅額對華進口關稅……對於這些，拜登在其首個外交政策演講中僅僅一帶而過。但言者有意，聽者更有心，這不過是塗成了藍色的“美國第一”而已。
拜登能夠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獲勝，關鍵並不在於其競選綱領有多受歡迎，支持羣體有多麼浩大、多麼堅定，而是因爲特朗普在過去四年、尤其是最後一年裏實在拉了太多仇恨，導致原本立場迥異的方方面面因爲“反特朗普”聚攏在一起，以創紀錄的高投票率將拜登送入了白宮。
在這種基礎上走馬上任，拜登的班底和政策就註定是個大拼盤：他的政府和幕僚基本上是由奧巴馬時代各部委二把手，和民主黨內所謂“進步派”捏合而成，而這兩派本身立場就大相徑庭（前者主張自由貿易，提倡務實外交，後者甚至比特朗普還熱衷貿易保護主義，對“價值觀外交”情有獨鍾）。特朗普之所以能執政四年，從“鐵鏽帶”、工團主義者甚至有色人種中上層挖走大量選票是關鍵，拜登不能不討好這些原本就是民主黨基石的羣體。同時，作爲公認的“共和民主黨”即黨內中間派，他又不能得罪務實的中產階級和重商主義者。
具體到國務院層面也是如此：他的班子裏充斥着特朗普時代失意的專業外交官、恨不得顛覆一切的躁動“黨內進步派”，還夾雜了兩個被特朗普重用的“異己”——阿富汗問題和談代表哈利勒扎德，和人質問題特使卡斯滕斯。可想而知，這樣一個混搭風格的國務院，會爲美國外交政策定下怎樣的基調。
於是，不論是拜登的首個外交政策演講，還是拜登政府最初兩週的外交作爲，都明顯流露出“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矛盾之處：既希望“盟友及夥伴”像奧巴馬時代那樣衆星捧月，又打算維持特朗普時代的低投入、低負責；既希望借敲打俄羅斯重塑外交價值觀，卻又希望不惹得對方揮舞核大棒；既希望減少向阿富汗塔利班派糖，卻又希望對方不至於因此惱羞成怒撕毀和平協議；既希望中止對沙特在也門用兵的資助，以塑造人權衛士形象，卻又希望不至於讓這個石油大亨一怒之下跳下美國戰車；既希望維持特朗普時代對中國所施加的一系列單邊強硬措施，以撈取實利並取悅黨內外的強硬派，卻又奢望中美關係不再像特朗普時代後期那樣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除了暫停從德國撤軍和增加難民接納這兩個明顯取悅民主黨基本盤和去特朗普化的姿態，拜登的整個演講都充滿着這種“精分”氣息。
然而天下並沒有這麼便宜的好事。從目前情況看，不論“盟友”、“夥伴”或“對手”，都擺出一副“你不着急、那我也不着急”的姿態，聽其言、觀其行——來日方長，且走着瞧吧。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