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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一個冷雨天，徐則臣的散步習慣並沒有被天氣打斷。像往常一樣，晚上六點半，他一秒不差地下樓。他住在五環外，北京西北郊，小區附近有個有小公園。白天他曾和《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約好晚上六點半左右通話，電話接通後，徐則臣解釋，下樓時手機揣在兜裏，沒有及時看到。實際上，他的回覆只遲了一分鐘。
散步讓談話也有了漫遊之意。在這次採訪臨近結束時，徐則臣提到了導師曹文軒，他並沒有談觀念或方法，而是回憶起跟曹文軒吃飯的往事。曹文軒習慣比約飯時間提前十分鐘到，偶爾不能提前抵達，會發信息告知。“他說的晚一會不是遲到，只是不能提前。” 徐則臣說，就是在這些方面，導師曹文軒影響了自己。
2019年10月，徐則臣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不管徐則臣內心是否在意，他確實是70後作家裏第一個拿茅盾文學獎的，這是媒體、還有大衆認識他的一個標籤。
在寫作上，他是個早做打算的人。在他的記憶裏，決定當作家的那一刻無比清晰，那是大一暑假在圖書館看完張煒的《家族》。他感到震驚，那麼遙遠的地方竟然有個人和自己想得一樣，而且表達得比自己要好。從此，徐則臣的青年生涯緊密地圍繞“寫作”運轉。寫小說、辦校園刊物、投稿、考北大、辦文學論壇左岸，直到畢業後去《人民文學》當編輯。
2019年8月，徐則臣所著長篇小說《北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圖/受訪者提供
沒有岔路。這十年，徐則臣寫了兩部長篇，一部小長篇，一本童話，一本短篇小說集。“我不算是高產。”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所有寫作在業餘進行，徐則臣安排着自己的寫作節奏，長篇穿插着短篇，小說卡住了就轉手寫童話。總之，不讓自己有閒。
剛出版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就是徐則臣2010到2017年之間完成的短篇小說結集，和長篇的厚重相比，這本講述京漂青年的小說活潑、放鬆，彷彿來自另一個徐則臣。
屋頂上的北京
小時候，徐則臣喜歡爬高，喜歡在屋頂四下裏張望。寫北漂青年，徐則臣腦海裏浮現的也是一羣年輕人爬上屋頂的樣子。“如果一個人在小巷子裏走，他很容易被淹沒掉。他站到高處，站到屋頂上的時候，他才感覺是獨一個，跟別人區別了開來。”
一羣年輕人在郊區平房的屋頂支起凳子，打牌、吹牛、喝啤酒，趁着酒勁指着遠處的高樓，“早晚有天我要拿下一層。” 到了夜晚，高樓像峽谷，寂靜的道路彷彿河牀，只有這時候，他們纔會想起家鄉。站在屋頂上，四下是大片的平房、荒地，更遙遠處，是一個更大的北京，荒涼感和站在高處升起的莫名希望交織在一起，底色悲涼，這是京漂青年的普遍情緒，那種“漂泊的，認同感、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都沒有充分建立起來的、飄忽不定的心態”， 徐則臣很能體會。
徐則臣是2002年來的北京，第一批入住北大在萬柳新建的研究生公寓。當時萬柳只有這一棟樓。四周都是成片的小平房，平房裏有他的朋友。高中畢業後，徐則臣從一所大學讀到另一所大學，很多朋友四散天涯，打工謀生。一些人來到海淀西北四環，被一種新興的生意誘惑，他們遊蕩在北大、人大的門口，攔下路人，問着“哥們，辦證嗎？”那時，一張假造的北大博士文憑一萬塊錢。
90年代末，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外商和港澳臺資企業偏愛有學歷的技術工人，大量農村勞動力卻連高中都沒畢業，假證生意應運而生，徐則臣和小夥伴也神奇地重新被勾連在北京西郊這塊土地上。偶爾朋友會找他，讓他查一下當時的北大校長的名字，或是把一段文字翻譯成英文。
徐則臣那時候喜歡買碟，他逐漸結識了賣盜版碟的、刻章的、刷小廣告的……剛畢業的徐則臣每月拿1500塊工資，房租1100元，經常把麻辣燙當晚餐。他經常和這羣朋友吃飯，“就直來直去，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這些人性格直率、爽快，兩頓飯下來，徐則臣就“打入”了他們的生活。“你能想到的人際關係在那個圈子裏都有。每個人會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就像收破爛，這個小區該他管，其他人就別進來。”
這爲徐則臣提供了另一個觀察北京的視角。有一件事讓他印象深刻。徐則臣的一個朋友剛到海淀不久，某天接到一個電話，讓他趕緊過去。到了後才發現是一個女同行被抓，警察讓她交代身上搜出的東西，同行怕事，就全推到了這個朋友身上。當時這個被抓的女人已懷孕，朋友就把事情全認了。義氣比自由重要，實際地過日子又比尊嚴、體面需要優先考慮，這中間不同的生存邏輯和情感道義，徐則臣不想評判對錯，他只想把活生生的人推出來，讓大家看到，“在這個社會上有人這樣生活，也可能只能這樣生活。”
隨着複印和打印的普及，一張假證製作越來越便捷，也越來越不值錢，互聯網和二維碼也讓證件僞造越來越容易被識破，這門灰色生意漸漸衰落，這些朋友也相繼離開北京。很多人是突然從生活裏消失，常常是很久以後，徐則臣接到一串陌生號碼，才發現他們已經回到故鄉換了電話。這些人和這些事都出現在了徐則臣的小說裏。
河流、火車、飛機
徐則臣1978年出生於江蘇東海。他家後面有條河，徐則臣小時候經常拿着一根小草棒，往水裏一扔，看着它流走，想着下一秒、一個小時、一天後它會流到哪裏。那時他家附近有個軍用飛機場，坐在院子裏常常能看見飛機從頭頂過，“他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能坐飛機肯定是大人物。” 徐則臣沒事時想着這些 。
真正帶他去外面世界的是火車，長大後他還對綠皮火車有深厚感情。第一次坐火車他六歲，從縣城去連雲港，爲了看牙。醫生用手術刀從他嘴巴里取走一塊東西，是他對城市最初的印象。看完牙父親帶他去看大海，他看到輪船在天邊只是一小點，沒等到輪船靠近就回家了。從那次後，徐則臣就天天盼再坐火車，但這樣的機會不多。上高中之前，他連縣城都沒去過幾次。
而之後一次乘車經歷，則幾乎接近一個隱喻。那時徐則臣高一，第一次一個人坐火車，心裏很緊張，帶了一本《紅與黑》護身。車上有個看着傻傻的人，農民模樣，從兜裏掏出一堆外幣說，哎呀，這是什麼東西。旁邊人說，“外國的錢，很貴的。”“ 那我能不能拿人民幣跟你換一點。”很快人們就圍着一起搶着換錢。徐則臣在一旁也心動又糾結，最終沒換。到了下一站這人下了車，很多人才回過味是受騙了。
很多年以後，徐則臣在北大西門外也遇到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卷着褲子，穿着黃幫解放鞋，擺攤賣九轉香爐，又是一羣人圍着。徐則臣覺得挺好看，就買了下來，回到家用水沖洗，發現香爐是樹脂做的。他一下想到當年那個換鈔票的人。這遲來的受騙，似乎暗喻一個青年從小地方到世界去，必然要經歷的糾結、害怕和受騙。
如今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北京帶給他驚恐感減少了，新奇感減少了。平常在街上溜達，徐則臣找到了老農民在田間地頭的感覺。他在北京逐漸有了家庭，有了戶口和房子，但卻沒有想象中的那種強烈的歸屬感。只有到了國外，那種曾經的驚恐和稀奇才會復甦。這種感受在紐約最鮮明，他形容走在第五大道，“兩邊的高樓拔地而起，好像樓隨時可以倒下來，前面的路不知道走到哪，有點走在驚濤駭浪裏的感覺。”
這種感覺也出現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那些小地方的少年來到大北京後，在屋頂上望見北京的高樓，好像能把人吞沒的峽谷。在小說裏，徐則臣創造了一個名叫木魚的少年，木魚有神經衰弱，平時喜歡跑步，小說就順着木魚的視角，寫到了工地的民工，地鐵上賣唱的、飯店服務員、中關村賣手機的、汽修店維修人員，一個北京郊區世界緩緩鋪展開來。而跑步來自徐則臣的真實經歷，高二那年他一度神經衰弱，耳朵裏各種聲音，爲了夜晚能入睡，他常常獨自去操場跑圈。
徐則臣短篇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圖/受訪者提供
《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也有一羣站在屋頂上的青年，他們是王朔筆下的，成長在“文革”中的大院子弟。他們打架、叛逆、宣泄荷爾蒙。在那樣的文本里，北京彷彿被歷史按了暫停鍵，充滿自由的味道，它是享受着特權的孩子的地盤，故事常常在離長安街不遠的地方發生，外交部大院、部隊大院、王府井百貨大樓、北海公園。二十年之後的徐則臣寫的是70後的北京，是一個流動的北京。它遠離首都的核心、權力的核心，更加關乎生計，提供着外來者的平民視角。
近些年，徐則臣寫作的座標系也隨着地理的遷移不斷拓展，他常常去海外參加文學活動，參加過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還在愛丁堡駐留寫作過。在愛荷華，世界的另一頭，徐則臣構思自己的長篇《耶路撒冷》。小說的主人公初平陽因爲回老家賣房，和一羣少年夥伴重新在家鄉相遇。他們中間有成功商人，有不停地轉換職業的打工者，有始終沒有在北京找到位置的人，也有從事辦假證，一度輝煌，最後又重重跌落的人。初平陽本人是一個想去耶路撒冷留學的博士生，耶路撒冷代表某種到世界去的精神指向。
其中可以看到徐則臣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爲藍圖，書寫一代人的精神史。他對世界與家鄉關係的看法也愈加辯證，有些人來到世界，紮根下來，而回到老家也不代表完全認同或放棄某種生活與追求，很多時候返回是爲了解決過去殘留的問題，重新出發。
到世界去
五年級時，徐則臣把能找到的所有金庸武俠小說看完，就連父親吊在房樑上的書也取了下來。村裏的書常常沒頭沒尾，他看過不少半截的小說。上了初中他纔開始接觸經典文學， 拿着爺爺給的八塊錢走路去鎮上的新華書店，左挑右挑，最後挑了本七塊九毛五的《三國演義》。他還從高年級同學借來《苔絲》《嘉莉妹妹》《復活》。
那時他最喜歡讀的是《圍城》，說話、寫文章都是一股“錢味”。高二那年，徐則臣寫過兩篇小說，寄了出去，但沒有迴音。到了大學後，有一陣瘋狂迷上魯迅，寫文章追求憂時傷世、沉鬱頓挫，直到後來才漸漸發現自己不是那種人，寫作也不能因爲喜歡哪一種風格就改變自己。他在大學時大量寫作，尋找自己的聲音。
大學畢業後，徐則臣在大學做了兩年老師，受不了當輔導員的繁瑣事務，文學上也缺少交流的同伴，他決定考北大。等到23歲徐則臣從淮陰辭職來到北京時，他已經在《天涯》《山花》一些重要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作品。在北大的這段經歷讓他建立了問題意識，寫小說不僅僅是爲了寫出一個好故事，而是要解決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問題。
2003年，徐則臣在北大讀研究生，時值SARS，他每天睡到中午，去食堂打飯，看一堆打打殺殺的武俠片，回到宿舍裏就開始看書，晚上再出門散一趟步，然後寫小說。除了寫作，他還跟兩個人一起辦了一個左岸文學論壇，他是總版主，每天掛在網上，發現好的帖子，就把它們不停頂上去。一些文學朋友就是這樣以網名結識，憑對文學的感覺交往，很多年之後纔在現實生活裏見面。
在北大，一個個都是學霸，談起理論來都一套套的，徐則臣因爲寫小說，更多時間用來讀作品，花在理論上的時間不夠，爲此一度十分焦慮。還是導師曹文軒鼓勵他，重心可以放在小說上，理論的東西知道一點就行了。爲了方便讀書，他一度從校外的萬柳公寓搬回校內，租下校內一個院子裏房東加蓋的簡易房子。畢業後，他輾轉過幾個小區，都在北大和中關村一帶，離他筆下的北京西郊始終不遠。
兒子出生後，徐則臣搬到了海淀南路，家門口是當代商場。他的《北京西郊故事集》還在繼續，有一段時間，“如果大雪封門”這六個字始終出現在他腦子裏，揮之不去。那時他常常推着嬰兒車，帶着兒子在商場裏轉悠。冬天的時候，商場前有個放廣場鴿的小夥，揣着手，臉凍得通紅，“一看就是南方人”，徐則臣沒跟他說過話，卻忍不住想，是什麼讓他堅持在這裏。後來他寫了《如果大雪封門》，來自南方的年輕人林慧聰在北京堅持着搖搖欲墜的生活，願望是看一場真正的大雪。
最近他回了一趟“西郊”一帶，過去的小平房已經全部拆掉，彷彿過去的貧窮從來不曾存在。搬到西北五環外百望山的徐則臣，家附近有很多回遷戶。他開始從更多樣的層面觀察這座城市。比如，那些老北京是怎麼看待這些年的變化，這裏面一定有沉痛的故事，再比如那些從北京去海外又回來的人，以及那些從外國來中國的人，又是怎麼看待北京。他的視野不斷地“到世界去”，對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認同一直保有興趣，新小說故事放在愛丁堡，藉着偵探小說的外殼，講海外生活的華人的故事。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