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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女權主義者的標杆，因1949年出版的講義彙編《第二性》以及與作家同行讓-保羅·薩特的開放式關係而聞名，其間曾換過多次性伴侶。日前，西蒙尼·德·波伏娃總數達兩萬餘字的海量信件重見天日，藉此人們得以見證她如何激發起了英國與全球讀者的情感浪潮。
這些信件不是一般的粉絲來信，其中氤氳着一種非同一般的作者與讀者間的親密感。讀者不分男女，都渴望得到她的提點，問題的範圍從婚姻、情人、性方面的困惑、墮胎一直延伸到了外遇。
波伏娃自己的生活遠遠談不上條理分明，但讀者們仍對這位挑戰了人們對女人性（womanhood）的認識、主張“女人並非天生就是女人，而是成爲女人”的激進存在主義哲學家和作家做出了相當積極的迴應。
他們將內心最深處的祕密和盤托出。1962年——在英國，同性戀要到5年以後才除罪化——一名36歲的英國女性給她寫了一封直白到驚人的信：“我就是人們所謂的變態，女同性戀。我和朋友相愛多年。您能否介紹一名可以做手術把我變成男人的醫生？”
1952年，一名39歲的法國教師吐露：“我從來察覺不到愛或者肉體快感這類東西。雖然我的身體已經很有吸引力了，但我還是不夠漂亮。沒人能給我哪怕一瞬間的慾火焚身感。”
早在1967年墮胎在英格蘭除罪化之前很久，一名女性在“骯髒”的臺子上經歷完一場非法手術後致信波伏娃，字裏行間皆帶着“絕望的啜泣”。
波伏娃寫給讀者的回信之一 圖片來源：收件人私藏
這些信件跨越了從二戰結束到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和女權運動這一段動盪年代，從《第二性》的出版一直到波伏娃回憶錄最後一卷《清算已畢》問世。
德克薩斯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朱迪斯·柯芬（Judith Coffin）是第一個對這些通信展開研究的學者。她在做關於《第二性》的研究時偶然在法國巴黎的國立圖書館裏發現了這些信件。“我對自己發現的這場大戲全無準備，”她回憶道，“那是一種投射、認同、期待、不滿與激情的噴涌。”
她說：“作家一般都會收到讀者來信，但不一定會保存下來。這就好比一場大起底，從中可以窺知她對讀者的關切以及保存這麼多信件的理由。”她形容這些信件爲“一批二十世紀的文化寶藏”。
受此啓發，她深入考察了這位著名作家與其同道之間的親密紐帶，寫成了《性、愛與信件：書寫西蒙尼·德·波伏娃》（ Sex, Love, and Letters: Writing Simone de Beauvoir ）一書，該書將於今年9月15日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
《性、愛與信件》
柯芬說，波伏娃在人們眼裏既是天資聰穎的知識人，也是“體察入微”的知心姐姐——其中一名來信者就是這樣形容她的。柯芬推測，人們願意向她這個陌生人一訴衷腸的原因正在於此。
尤其令柯芬震驚的是，其中將近三分之一的信件來自男性：“這表明波伏娃的論題具有寬廣的讀者面，其個人生活、自我以及女性對自由平等的求索也引發了男性的關切和興趣。”
鑑於這些材料大多涉及隱私，柯芬一般不會去鑑別信件的主人。但發現自己好友的父親也曾給波伏娃寫過信這件事讓她忐忑不安。這封信寫於1964年，長達10頁，主要談論自己“失敗”的私生活、比他年輕很多的情婦以及因情婦背叛而燃起的妒火。
那個朋友還與柯芬分享了3頁未公開出版的回信。波伏娃在信中指出，不能把她和薩特的關係與朋友父親的情感經歷相提並論：“我對您的來信很感興趣。然而——用最客氣的話講——我認爲你的作爲完全是背信棄義。這個故事跟我和薩特的關係毫無可比性。首先，我和薩特年齡相近，都是二十來歲，而你卻比情婦大了二十歲。”
波伏娃的不婚主義——同時又對薩特全情投入——也吸引了許多來信。其中一名讀者表示：“你是我們所有人的模範……愛得不帶一點小心眼和妒忌。”
柯芬提到，有好些信件揭露了家庭內部冷熱暴力之下的掙扎，在那個時代此類問題還屬於禁忌。一名女性寫道：“我和丈夫相處起來一點也不幸福。他過分敏感並且嗜好暴力。”
來信讀者出自各行各業，既有工廠工人也有醫生。波伏娃1986年去世，安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人們依舊會寫信給她，在她墓前留下各種小紙條。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