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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印邊境對峙再次升級，甚至出現印軍非法越線且鳴槍挑釁的事件，打破了1975年以來中印邊境無槍聲的平靜，也推高了擦槍走火乃至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與此同時，印度國內輿論吹噓“印軍勝利”、叫囂“對華熱戰”的雜音也在增多，令人不得不想起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前印度國內的戰爭喧囂。事實上，從1959年郎久事件到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再到1987年的邊境衝突，印度的戰略誤判和軍事冒險一次次讓自身付出沉重代價。印度不該忘記歷史教訓，切勿再次誤判和逞能，以至“印度夢”夢碎山脊。
教訓之一，印度切勿錯估國際形勢對其有利，將希望寄託於外部勢力支持。國際戰略環境是印度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的重要框架，也是印度在邊境上採取冒險和挑釁政策的重要考量。由於印度試圖將非法的“麥克馬紅線”作爲中印正式邊界，兩國邊界爭端在20世紀50年代初已有苗頭。但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隨着中蘇關係逐漸破裂、美印關係改善以及中國國內經濟發展遭遇巨大困難，印度在中印邊境的政策更加冒進。
在當時的印度軍政高層看來，中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都非常不利。與之相較，印度則是不結盟運動的主要領導者、美蘇爭先拉攏的對象，國際環境對其非常有利，美西方輿論甚至爲“印度抵制住紅色中國的擴張”喝彩。
這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極大助長了印度的邊境冒險政策，新德里認爲“中國不會對印度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中印爆發衝突後的事實證明，中國並不會因爲外部壓力而放棄領土主權，美蘇也不會給印度提供什麼實質性的支持，而是更多將印度作爲出售軍火的市場。後續不少材料也披露，美國對援助印度有所遲疑，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甚至在1962年10月23日認爲，“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
教訓之二，印度切勿低估中國維護主權的決心和能力，錯誤地將中國的忍讓視爲妥協。在過去數十年的中印邊境爭端歷史中，中國始終致力於維護邊境安寧、致力於避免邊境衝突，即使在面對印軍的蠶食、挑釁時，中國方面也儘量保持理性與剋制。這種理性與剋制，表現在中國始終主張和平磋商解決爭端、始終對印軍挑釁行爲表示剋制（很多時候從大局考慮沒有揭露印軍挑釁行爲）、始終將一線部隊脫離接觸作爲避免衝突的第一要務。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後中國邊防部隊暫停巡邏、周恩來總理1960年4月親自赴印度做工作等。
但印度政府卻將中方的和解誠意和忍讓剋制當作軟弱可欺、妥協退讓，認爲中國不敢、不願、不會對印度的軍事挑釁行爲做出反擊，這也構成了印度在邊境奉行“前進政策”的邏輯前提。印軍的得寸進尺甚至授權一線部隊開槍的戰爭恐嚇行爲，最終被證明是加劇誤判、引發戰爭的危險行爲。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七八月份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發生軍事對峙，由於中方保持克制，沒有“拿掉”印軍哨所，印度輿論歡呼這是印軍的勝利，認爲“只要印度軍隊堅決，中國除了虛聲恫嚇外不會再採取什麼行動”，而印度政府給軍方的命令也由“只有遭到射擊時纔開槍”，改成“如果中國絕對危險地迫近時就可以開槍”。
教訓之三，印度切勿盲目自信、高估自身作戰實力，甚至頭腦發熱。“情況不明決心大”，是印度政府在歷次邊境軍事挑釁行動中的生動寫照。從1962年衝突時尼赫魯下令“把中國軍隊清除掉”，到1987年試圖利用軍事演習蠶食中方領土，概莫能外。
其原因，一方面是軍情繫統負責人“大權獨攬”，誤導或者迎合最高領導人。尼赫魯的親信穆立克負責當時印度的唯一情報機構“情報局”，另一名親信考爾先後出任參謀局長和第4軍軍長，兩人給尼赫魯傳遞了“中國軍隊不會反擊”的信號，甚至戰敗後考爾還矇騙尼赫魯“印度軍隊在適當時候會趕走中國軍隊”。1987年衝突也是當時的軍方鷹派領導人誤導最高層，自恃在蘇式裝備下可以擊敗中國。
另一方面是反對黨和輿論的裹挾鼓動。印度反對黨和媒體熱衷於炒作中印邊境爭端，以民族主義倒逼執政黨做出冒險舉動，甚至誤導執政黨認爲印度全國上下已做好“同仇敵愾”的準備。此外，印度的一些軍政要員也熱衷於向媒體釋放強硬信號，迎合民意，但到頭來只是進一步壓縮了政策迴旋的餘地。不少材料證實，尼赫魯最初也不想與中國發生戰爭，但反對黨的倒逼、輿論的煽動、親信的誤導，最終讓其走上了對華開戰的歧途。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雖然世易時移，中印兩國國力和相處關係今非昔比，但當前印度在中印邊境的軍事冒險和挑釁，似乎在開歷史倒車。1959年9月新華社的一篇報道指出，“最近印度政府配合邊境上的軍事進逼，在外交和輿論方面就邊界問題不斷對我國施加壓力……印度政府、國會和所謂公衆輿論以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利用邊界問題大肆叫嚷，誹謗我國侵略了印度，污衊我國是帝國主義，並且在印度挑起一個新的反華高潮。帝國主義也正藉機煽風點火，竭力挑撥中印關係。”聯想今夕，何其相似。邊境局勢高度微妙敏感之際，真心希望印度政府能以史爲鑑、珍愛和平。
（來源：環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