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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書籍，而不是作家。
這句老話經常有名不副實之嫌，但近來它已經在垃圾桶裏了。
4月27日下午，諾頓出版公司宣佈將永久性下架布萊克·貝利（Blake Bailey）廣受歡迎的新書《菲利普·羅斯傳》（ Philip Roth: The Biography ）以及他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我們的美妙規劃》（ The Splendid Things We Planned ）。
在更早的時候，貝利遭到了一連串令人震驚的指控，諾頓出版公司隨後痛下殺手，迅速採取了上述措施。一些女性聲稱，貝利1990年代在新奧爾良擔任八年級英語教師時曾有不適當的舉動。據當地媒體《時代瑣聞報》（與《新奧爾良倡導者報》共享版面）報道，貝利以前的學生稱他曾經誘騙她們發生性關係。有一人指控他強姦。《紐約時報》的後續報道則牽涉到一樁新近有關貝利及某位出版負責人的強姦指控。
貝利的律師對上述所有指控均表示否認，稱“貝利先生對女性從無不當之舉”。《時代瑣聞報》還引用了貝利發給指控者的郵件，貝利在其中亦否認了她們的說法。
針對一系列有關性侵的報道，諾頓出版公司本來已經“暫停”了《菲利普·羅斯傳》的推介活動。但公司顯然察覺到了指控的嚴重性及可信性，故而在開展更徹底的調查之前就馬不停蹄地採取了措施。
公司在4月27日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如貝利先生有意，可任尋其它出版渠道。”該出版商還承諾要捐獻一筆數額與貝利的《菲利普·羅斯傳》預付款相當的錢，來資助反性侵組織。
如此打擊貝利有草率之嫌。他2009年出版的約翰·契弗（John Cheever）傳記距離普利策獎只有一步之遙。他由羅斯親自授權的傳記已於4月6日上市，受到《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及其它媒體的廣泛好評。貝利還打算與諸如瑪麗·卡爾（Mary Karr）等知名作家就這部傳記舉行線上的對談會。
這些作家活動都已經被取消。卡爾公開宣佈與貝利決裂。《菲利普·羅斯傳》也不再印刷了。
我們很容易就會認爲，這不過是又一樁孤立的意外——類似於大中央出版社（Grand Central）2020年時拒絕出版伍迪·艾倫的回憶錄或者門檻出版社（Threshold）2017年下架米諾·揚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書。
米諾·揚諾普洛斯的書因其爭議性言論被下架 圖片來源：Instagram/classicyiannopoulos
但我認爲，這件事代表着出版業者對作家行爲的關注程度有重大變化。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的數百名員工之前曾發起請願，要求出版商取消與前總統邁克·彭斯的兩份出書合同，且今後也不與特朗普政府的成員簽訂任何合同，在新聞踢爆這件事的一天後，貝利的書就被封殺了。
請願書指責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出版邁克·彭斯著作，存在合謀宣揚白人至上主義的嫌疑”。該聲明又說，“這不是觀點之爭；這是在正當化狹隘偏執……無論從象徵意義上講還是從實質意義上講，邁克·彭斯的手上都是沾了血的。”
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CEO喬納森·卡普試圖平息這場請願，他發表聲明提醒員工，“我們的日常工作是出版，不是封殺，封殺乃是出版業者所能做出的最極端決定，且它直接違反了我們‘傳播多樣化的聲音及視角’這一核心願景。”
面對激情洶涌的請願，這種訴諸古典自由主義價值的“體面人”（coat-and-tie）做派根本不構成令人滿意的迴應。員工們指責公司“爲法西斯主義者招魂”，而卡爾的話本質上只是讓他們把眼光放遠一點。“一旦我們放任自己的判斷在自己不喜歡的書上面打轉，”他寫道，“那我們就錯失了身爲出版者的首要目的——力挺我們信賴和喜愛的書。”
但誰會去信賴和喜愛強姦犯或者法西斯主義者的書？
我懷疑，某些出版業巨頭仍然沒有理解員工結構的多樣性究竟意味着什麼。把你的辦公室弄得像貝納通（Benetton）的廣告是遠遠不夠的（ 貝納通爲知名服裝廠商，其廣告經常以黑白棕三種膚色的人爲主角，這裏指某些公司的多樣性流於形式——譯註 ），員工結構多樣化的真正目的，在於吸納更廣泛的體驗和觀念——以及爲人們賦權，使其能夠基於它們來行動。
在較早的時代，編輯及其行政辦公室裏的同事們主要都是白人男性。不難想見，作家的性侵故事對這些人而言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而貝利在羅斯傳記裏也是這樣對待性侵指控的。事實是，出版商在選擇出版或不出版某人的作品時，其判斷乃是高度選擇性的。就算卡普個人雅量高致，委婉地表示要欣賞“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但許多年來這些判斷依舊是以白人男性爲尺度的，端看他們認爲什麼東西重要、有效或者有娛樂意義。
但新生的聲音正在提出一套全新的有關重要性、有效性及娛樂性的判準。如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參與請願的員工所宣示的，他們不想接受、編輯或推介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恐跨、厭女、殘障歧視、伊斯蘭恐懼症、反猶和暴力傾向”的作者的書籍。
據報道，特朗普手下最荒誕不經的宣傳干將凱麗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又和西蒙與舒斯特公司簽訂了出版合同，這勢必會讓部分公司員工感到更加失望。
書籍不完全是自成一體的造物，它們還牽涉到作者在道德和財務上的關聯。忽視這些關係，假裝一本書處在真空裏，乃是那些受益於歧視、抹殺以及侵犯的人羣的特權。
批評者會宣稱，這是在封殺貝利、彭斯和其他一些人，但這種說法忽視了我們市場的現實情況。蒙大拿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雖然被西蒙與舒斯特公司解了約，但找到下家來傳播自己有關總統選舉的謬論對他而言可謂易如反掌。連伍迪·艾倫這種人最終都找到了出版商！
眼下這場爭論暴露出的真實問題在於，情緒高漲的雙方都只關注哪本書不應該出版。但出版業界涌現出的新聲音以及新態度，所訴求的卻遠遠超過封殺。在出版商們以純粹的自由主義價值而自豪的同時，勇於冒險、敢於向管理方發難的從業者也將會努力把長期以來被排斥或埋沒的作者及其著作呈現給我們。
（翻譯：林達）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