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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權團體稱,墨西哥對變性人來講,是世界上第二危險的國家(第一是巴西)。大多數仇視變性者和暴力侵害的攻擊事件,甚至包括謀殺,都沒有受到相應的懲罰。

三位女性正在爲了改變這一境況而奮鬥。

在瓜達盧佩聖母半身雕像下的一個小天井裏,阿里爾-埃爾南德斯-塞拉諾輕快的聲音迴盪在她所在的這個墨西哥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伊茲塔卡爾科”的破舊角落。

在古典吉他手的伴奏下,她表演了一首墨西哥民歌La Llorona(意爲哭泣的女人)。

這首音樂本身就源於遠離首都的東南部瓦哈卡州,而阿里爾的版本中還加入了土著薩波特克語的詞句。

漂白的金色頭髮,總是面帶微笑,阿里爾說她想通過音樂實現兩件事:幫助保護墨西哥正在迅速消失的土著語言,以及讓該國被邊緣化的跨性別羣體獲得更大的知名度。

去年,她成爲了第一位在洛斯皮諾斯總統府內表演的變性歌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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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可以做一些積極的事情來感化人們,”她在歌曲的間隙講道,“我已經意識到,藝術和音樂可以消除偏見、無知、還有刻板印象。”

阿里爾表示,在墨西哥做變性人決非易事。“這是一個貧窮的街區,但它是安全的,”當我們走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時,她解釋說,“幸運的是,我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身體上的侵犯,雖然有時會受到侮辱或是被盯着看。但這裏的大多數人都很尊重我。”

但是,即使她的鄰居們都認識她、欣賞她,在這個龐大的城市的其他地方,情況都大不相同,更不用說在農村和貧困地區。

阿里爾很清楚爲變性人爭取更大知名度所涉及的風險。“我並沒有把我的生命獻給跨性別活動,”她澄清道,她更願意簡單地被認爲是個音樂家,“但我非常尊重那些這樣做的人,因爲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在做這件事。”

在墨西哥這樣的父權制社會,多達98%的謀殺案都沒有被解決,也沒人受到懲罰,當局也往往不願意調查變性婦女被殺案件。

不過,有一個人正在努力地解決這個問題,她就是肯尼雅-奎瓦斯。與阿里爾不同,儘管有危險,但她十分認同自己是一名活動家。當我們在一個地鐵站外見面時,她帶着一名由政府指派的保鏢來到這裏,因爲她公開挑戰了墨西哥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現象,而受到了死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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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肯尼雅從車裏出來時,車站周圍的性工作者立刻涌向她,向她諮詢問題,尋求幫助和建議。她很瞭解這些人,因爲她也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

肯尼雅在年幼時曾受到虐待,9歲時離家出走,並在十幾歲時改變了自己。在街頭,她很快加入了賣淫和吸毒。到20多歲時,她已經是一名艾滋病呈陽性的吸毒者,並被關進了監獄。

但自從出獄後,肯尼雅轉變了她的生活,成爲了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變性人活動家。2016年,她的朋友,一位名叫保拉-布恩羅斯特羅的變性性工作者,在她面前遇害後,肯尼雅創立了墨西哥唯一,專門爲變性女性提供的庇護所“Casa de las Muñecas Tiresias”(譯爲Tiresias的娃娃屋)。

多年來,她組織了各種健康運動,從向性工作者分發免費安全套,到向無家可歸者發放膳食。但最近,她一直在不懈努力地敦促總檢察長辦公室改革刑法,以承認殺害女性的變性人是一種仇恨犯罪。她認爲,與墨西哥前幾屆政府相比,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布拉多總統的政府更容易接受這種改革。

“我們所做的一切在(州和聯邦一級)政府中取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廣的開放性,”她說道,“這是歷史性的時刻。通過寶拉的遇害,我們找到了自己和當局之間的交集,以確定我們所共同面臨的問題,然後關注它們。”肯尼雅表示,未來的道路還很漫長,但開始行動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對於許多跨性別者來說,任何法律改革都來得太晚了。

在總統的家鄉,塔巴斯科州,塞西莉亞-弗洛雷斯在電話裏努力地解釋着,她的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她是阿蕾莎-弗洛雷斯的母親,阿雷莎也是一名變性人,在保拉遇害的幾周之後被殺。

“我知道這是在酒店房間裏發生的,”她談到女兒的謀殺案,“但酒店有攝像頭,一定有人知道是誰殺了她。但到目前爲止,警方基本沒有理會過我。”

如果有機會直接與洛佩斯-奧布拉多總統對話,塞西莉亞說,她會敦促他讓司法系統對每個人都更公平,無論他們的性別身份如何。“這些女孩沒有得到平等的待遇,”她說。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