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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麗莎·貝利斯在《隱私即權力》（ Privacy is Power ）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正在讀這本書的你應該已經知道了你的個人數據在被收集、存儲和分析。”貝利斯作爲一名作家及隱私權倡導者，她的目的是說服讀者擺脫這種不以爲意的心態，不要將其看作是數字時代的必要犧牲，而是一種無法容忍的侵犯。我 （指本文作者Elle Hunt，自由撰稿媒體人） 在閱讀《隱私即權力》一書時感受到的恐懼愈發深重，我想說她做到了。
從你醒來首先查看手機的那一刻起，從營銷人員能從歌單推斷你的心情開始，再到智能音箱可以分享你的私人談話，或者電視也可以實現監聽（摘自三星智能電視條款與條件：“請注意你所說的話語是否包含個人或其他敏感信息，這些信息將被包含在採集數據中”），在這個超連接的地獄之中，你無處可藏，甚至無處立身。企業可以通過你的面孔和數字足跡追蹤你，你的醫療記錄可能會被交給科技巨頭，廣告商可能比你更先得知你被分手了。牛津大學人工智能倫理研究所教授卡麗莎·貝利斯在書中經常會巧妙地用第二人稱來強調自己的觀點：你不可能不去想象自己將如何盲目地駕馭這種恐懼，然後你會發現——你已經在這樣做了。
你的數據可能已經被用來對付你了，這對信任、平等、正義和民主有着深遠的影響，貝利斯說。“你個人是否需要隱私並不重要，”她說，“你的社會需要你擁有隱私。”
貝利斯對這個問題的闡述是非常個人化的。2013年，她在研究家族歷史時發現了已故祖父的往事，有些細節令人驚訝到她只能認爲他壓根不想讓她發現。“我開始懷疑我是否有權知道這些我祖父母沒有告訴我的事情。”同年夏天，愛德華·斯諾登創造了歷史，向全世界講述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大規模監控。“一開始這只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貝利斯說，“後來我開始擔心我們的社會，這就變成了一種職業興趣。”
《隱私即權力》篇幅雖短，卻講述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貝利斯在書中承認了她的侷限性，這賦予了本書更大的力量。她在書中寫道：“Facebook侵犯用戶隱私權的次數太多了，單單全面記述這些內容本身就值得寫一本書。”本書清晰地闡述了一個我們很多人都忽視的問題，且可讀性強。“公司在收集你的數據時，你不會感覺到傷害，你不會感覺到缺失，甚至肉眼也看不到，”貝利斯說，“正因爲我們已經有了不好的體驗，纔不得不去學習。”
貝利斯寫到了一名西班牙女性，她是身份盜竊的受害者，多年來別人以她的名義屢次犯罪，而她也因此反反覆覆進出警察局和法庭。“我的生活被毀了，”這位女性說道。去年一年，英國就有22.5萬起此類案件記錄在案，而她只是其中的一例。上個月，一名底特律男子因面部識別算法問題被誤捕。據報道，一位警探說：“我猜是電腦弄錯了。”去年，日本一名男子性侵了一位流行歌手，他說他是通過她在網上發佈的照片眼中的反光確定她的位置的。貝利斯還寫到了一個數據科學家實習生，他的任務是調查一個陌生人，僅僅是出於練習的目的：“他最終將一個弗吉尼亞的傢伙查了個底朝天，還發現他有糖尿病和外遇。”
《隱私即權力》
即使在民間機構內部，這個問題也很難管理，他們以爲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即使他們並不完全理解科技（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就是算法預測考試結果的失敗。 譯註：英國在疫情期間採用算法依據模考及往年成績爲考生估算A-Level分數，但有40%的學生得到的分數都低於預期，同時私立學校和富足地區的學生更佔優勢，不公平的算法引發了抗議，第二天考試監管機構便修改了政策 ）。“當他們談論人工智能之‘尖端’時，很多時候他們談論的是‘我們的測試數據有限，我們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效’，”貝利斯說，“在沒有我們知情同意也沒有補償的情況下，它不應該在全體人口身上進行測試……我們正在被當作豚鼠。”
《隱私即權力》出版時，恰逢英國政府推出了新的應用程序來追蹤接觸者。貝利斯說，幾乎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明它的效力——當然，如果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測試，它是不可能有效的——因爲當一個人接到提醒說他接觸過確診病例時，他已經感染了其他人。
“第一個應用程序是一次徹頭徹尾的慘敗，所有人看到了這個結局，”貝利斯說。第二款是否有所改進還有待觀察，但隱私和安全風險是肯定的。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估計，只需在倫敦1%人口的手機上安裝追蹤器，就能掌握超過半個城市的實時位置。
歷史表明，在社會動盪時期，政府更容易侵蝕公民自由，很多政府在信息收集方面都不可信。就在這個月，威爾士公共衛生局在網上錯誤地公佈了1.8萬人的個人信息。“搞好技術是非常昂貴的，大多數政府都沒有資金或專業知識......我們正在把非常敏感的數據交給那些沒有能力保護其安全的機構，”貝利斯說，“我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權力。”
但濫用我們的數據並不是對我們隱私的唯一威脅。公共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也應該持續引起關注，比如授予科技公司Palantir的邊境控制合同，該公司協助特朗普政府從美國境內驅逐移民；或者英國警方爲Uber的運營牌照提供支持以換取其數據。“公共機構給予科技的支持總體上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貝利斯說道。
技術專家在誘導下可能更加關注爲何要實現、如何實現結構性監控，但這樣做（甚至是無意中）便肯定了它的必要性，而被一個哲學家定性爲爲倫理問題顯然是不能容忍的。“這不是宣傳文案，但它真的讓我夜不能寐，”她說。
不過，貝利斯還是堅定地認爲，我們有理由抱有希望。“人們認爲《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爲隱私已死，這是過去的事情了——但它顯然不是。我非常樂觀，這種程度的入侵是不可持續的。”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行使自己的代理權，掌握自己的數據使用，既是爲了自我保護，也是爲了增加談判的籌碼。她指出，即使是最大的科技公司也依賴用戶的合作，“如果我們能找到對隱私友好的替代方案，它們便能推廣下去。”
她還列出了奪回控制權的實際步驟，比如將谷歌換成DuckDuckGo這類對隱私友好的搜索引擎，在不使用網絡攝像頭的時候將其用膠布貼上，在網上發佈有關他人的信息之前先徵得對方的同意，使用密碼管理器和VPN來掩蓋你的IP地址，選擇 “老爺機”來替代“智能 ”設備。《隱私即權力》讓我相信，亞馬遜的智能語音助手Alexa即便再好用，也不足以掩蓋它的竊聽醜聞。想要看天氣預報就自己查一下吧。
“你很難什麼都做，也很難做得完美——但是你並不需要做到這兩條也可以產生很大改變，”貝利斯說。現實情況很難讓人不感到無能爲力，儘管仍然需要監管，但看到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還是會讓人耳目一新。這樣的現實同時也在提醒我們，除非我們明確表示這是不可接受的，否則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我們應當憤怒。公司非常在意用戶的想法，如果人們在推特上談論這件事，選擇更好的產品，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能扭轉局面，”貝利斯說。最近蘋果公司的一則廣告就在標榜隱私的重要性，雖然這些話可能是虛僞的，但至少證明他們知道公衆在關注隱私問題。
革命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意識到你該如何自由地提交自己的數據，以及交給誰。看到cookies彈窗時是否需要點擊“是”？是否應該昭告所有的推特用戶你在哪裏？你的冰箱真的需要連接到網絡嗎？當有人問及貝利斯的郵箱地址時，她經常會給出[email protected]（不關你的事@隱私.com），“以示說明。”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