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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歐美多國在新冠肺炎疫情處於“戰略僵持”階段的背景下，仍然出現了街頭抗議活動。先是四月中旬以來美國馬里蘭、德克薩斯、田納西等12州出現不滿州政府繼續實施“社交隔離”的抗疫，再到5月1日德國左翼團體在柏林市中心舉行每年例行的五一大遊行。這些事件背後均反映了當前歐美國家疫情對經濟和社會的負面衝擊效應，深刻影響了抗疫政策應有的持續性，可能給未來的抗疫形勢帶來不確定性。
平心而論，遊行集會是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常見的“調味品”，這些活動在疫情期間甚至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官方的“背書”。德國柏林的集會獲得了內政部門的許可備案後，當地警方出動大量警力甚至直升機監控現場的秩序，多數參加者亦佩戴口罩防止傳染，而美國多個州爆發的遊行則多爲民主黨執政州，民衆“求復工”訴求與特朗普政府推動五月初復工保經濟的政策取向形成契合。然而，在當前歐美國家抗疫形勢依舊嚴峻的背景下，這些大規模人員聚集活動勢必帶來較大的傳染風險，但亦反映了當前經濟形勢、政治傳統及社會治理給西方國家疫情帶來的掣肘。
目前，美歐經濟因疫情面臨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預測，2020年發達國家經濟平均衰退6.1%,其中美國和歐元區將分別萎縮5.9%和7.5%，遠高於全球3%的衰退水平，且美國和歐元區第一季度已確認分別出現了4.8%和3.8%的衰退。同時，各國“社交隔離”帶來了巨大的就業代價，美國自疫情大規模暴發以來已經使失業人口增加至3000萬人，總統高級經濟顧問凱文•哈塞特估計6月美國失業率將高達16-20%；而馬基特諮詢公司則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將使5900萬歐盟勞動者工作受到衝擊。
因此，無論是國家經濟走向還是民衆的生計都面臨巨大挑戰，歐美雖均爲穩經濟、保就業出臺了超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寬鬆政策，但對民衆發放的失業補助亦非治本之道，在供應和需求雙雙萎縮、雙向循環斷裂的情況下，儘早推動復工復產是歐美各國政府最爲關注的問題。事實上，在政策層面對“解封”的追求已然明顯顯現，4月15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了“取消封鎖措施路線圖”，對成員國分步驟進行解封提出了政策建議，美國甚至在4月初就呼籲“儘早復工”，奧地利則已經在歐洲國家中率先啓動部分商店、美髮店等服務行業。這顯示了歐美國家政府和民衆兩個層面上，出於經濟角度考慮而“心有所動”，希望儘早恢復常態的共識趨於增強。
而在社會和政治層面看，西方國家普遍面臨政治因素帶來的治理困境。由於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文化根深蒂固，必要“社交隔離”措施在民衆和部分政界人士看來，是對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某種侵犯，這種社會思潮也讓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抗疫措施的過程中投鼠忌器、前瞻後顧。比如歐洲國家普遍未能在國家層面制定“外出強制戴口罩”的規定或強制性處罰措施，在“社交隔離”之中對於“必要外出”的界定標準也趨於寬鬆。而在疫情期間限制大型政治集會的做法，則更將遭到“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廣泛批評，尤其是在執政黨普遍因疫情應對而遭受批評，輿論場上連篇累牘出現“對疫情後民主和公民權利反思”的背景下，更不願將有損“民主精神”的口水引向自身，均讓西方各國未來持續穩定、不打折扣地貫徹抗疫措施面臨一定限制。
然而，西方國家當前疫情仍然面臨嚴峻形勢，美歐確診病例增長幅度未能明顯改善，“消化存量”、減少死亡的任務依然嚴峻，檢測、救治乃至日常防護方面的資源仍較爲吃緊，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大撒把”依舊是目前難以承受之重，處理不慎很可能造成疫情的急轉直下。當然，在民衆錢包和麪包籃吃緊的情況下，就業和防疫必然成爲西方國家面臨的兩大剛需，各國政府在解凍經濟層面的考慮亦無可厚非。鑑於此，西方仍然需要將各方面訴求和政策目標進行綜合考慮，權衡“有效防疫”和恢復就業的平衡點，如果因爲“自由傳統”或經濟壓力而在防疫措施上亂了章法、棄了原則、失了定力，或許疫情反彈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要比所謂的“持續高壓”要大得多。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