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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安倍晉三內閣全體辭職，新內閣宣告成立，自民黨總裁、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正式成爲新任日本首相，“後安倍時代”的大幕就此拉開。作爲“後安倍時代”的首位首相，菅義偉會怎樣設定日本外交路線？安倍時期的對外政策會否在菅義偉手裏延續？國際社會對此頗爲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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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內閣”人事安排展現繼承姿態
9月16日日本新內閣成立，新晉自民黨總裁菅義偉決定讓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國土交通相赤羽一嘉、奧運相橋本聖子留任，而且讓安倍的胞弟、前外務副大臣岸信夫出任防衛大臣。上述“菅內閣”的人事安排，展現出“繼承安倍路線與方針”的姿態。
菅義偉在自民黨總裁競選演講中就明確表示，要堅持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外交政策與理念。安倍在第二次執政時期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價值觀外交”“戰略性外交”等諸多新名詞，足見其在外交領域是何等煞費苦心。
從外交遺產上看，雖然安倍未能實現與俄羅斯簽署和平條約、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等“夙願”，與近鄰韓國的關係也齟齬不斷，但是，以穩固的日美同盟關係爲前提，安倍通過構築同部分大國領導人間的良好個人關係及簽訂一系列雙邊、多邊經貿、防務協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外交自主性。
此外，值得強調的是，安倍第二次執政時期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較爲明顯的變化與反覆。即從上任初期的對華遏制，到2018年前後努力改善兩國關係，再到近來就新冠肺炎疫情、5G、香港國安法、東海、臺海、南海及“五眼聯盟”等技術、安全領域問題批評、打壓中國，身爲日本新一代鷹派政治家的安倍在外交領域始終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
8月28日，安倍晉三宣佈辭去日本首相職務
他既可以按照“政經分離”的固有認知在政治、安保、技術等領域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也能夠順應國內外形勢變化使用派遣特使、視頻拜年等手段改善對華關係，以便維持兩國基本雙邊貿易往來與人文交流。或許對安倍而言，熟悉的外交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其挽救政治危機、實現長期執政的便捷工具而已。
菅義偉作爲安倍的繼承者，恐怕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消除外界對其缺乏外交經驗的指責。爲了彌補日本朝野上下的擔憂，他只能留任“老臣”外相茂木敏充，啓用富有外交經驗的安倍側近出任要職，延續安倍的外交政策理念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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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歷史慣性不會輕易打破
日本外交戰略既定的基本路線是：在日美同盟框架內強調不斷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區甚至全球範圍內奪取主導權。菅義偉延續安倍既定外交路線，尚會遊刃有餘。
首先，以美國爲基軸的外交傳統不會改變，若有變，也只是加強與深化。 安倍留下的，是以比肩“羅納德-康弘”關係的“唐納德-晉三”關係爲表徵的、被特朗普譽爲“有史以來最好”的日美同盟關係。在8月舉行的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中，已經決定辭去首相職務的安倍依然同特朗普就構築導彈防禦體系等進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這足以證明日本繼續鞏固日美同盟的決心。如若站在更爲宏觀的歷史視角，不難發現二戰結束以來，不論出於自身政治生命考量，還是着眼於日本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日本內閣都將鞏固日美同盟關係作爲其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前提而少有逾越。新一屆日本內閣打破這一歷史慣性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其次，爲國內保守強硬路線服務的基本功能不會改變。 在8月的辭職講話中，安倍用“斷腸之痛”形容其未能實現包括修改和平憲法在內諸多政治目標的遺憾心情。的確，帶有右翼底色的安倍在任內一直致力於修改和平憲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其對日本軍力發展的限制。在這一過程中，修憲與外交已經形成了互爲表裏、相互促進的關係。就外交而言，修憲的作用在於爲日本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增添訴諸武力、進行軍事威懾的籌碼；就修憲而言，外交的作用則體現在對內渲染周邊威脅，爲修憲尋找藉口，向外獲取國際理解，爲修憲鋪平道路。可以預見，只要將修憲作爲基本方針的自民黨繼續執掌日本政權，日本外交就會在其帶領下堅定不移地爲修憲這一國內保守強硬路線的主要目標服務。
9月16日，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前排中）率閣僚合影
最後，對於具體大國及周邊國家的既定方針不會出現大幅變化，只可能微調而已。 既然已經決定繼續將日美同盟關係作爲外交基軸，那麼日本同其他大國及周邊國家間關係勢必只能在這一框架內展開。具體而言，中日關係層面，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加上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很可能導致新一屆政府延續安倍執政末期爲迎合美國而回歸對華遏制的趨勢。日俄關係層面，以領土要求爲底線的日本在締結和平條約問題上顯然難以讓步，兩國關係破局不易。日韓關係層面，日本既不會在“慰安婦”、島嶼爭端等歷史遺留問題上有所妥協，也不會在獲取美國“芳心”等現實問題上出現鬆懈，兩國關係的未來歲月仍將在摩擦中度過。日朝關係層面，根深蒂固的上位心態、攫取利益的歷史傳統、被綁架問題與美國因素束縛的政策空間，共同決定了日朝關係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突破。
菅義偉就任日本首相，是日本首相7年零8個月來首次易人。這不僅印證了安倍歷史性超長期執政對日本造成的深刻影響，也意味着在未來一段時間的中日關係發展進程中，人們始終應當對安倍因素予以充分關注。
來源：《半月談》2020年第18期
作者：呂耀東 謝若初（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國際關係學院）| 編輯：趙一鴻
（來源：環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