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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澳大利亞首次啓用《外交關係法》，“不出意外”地首先否決了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國家發改委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和框架協議，中澳關係再生波瀾。
“靴子落地”
澳大利亞《外交關係法》於2020年12月推出，賦予澳聯邦政府對州、領地和地方政府以及高校與外國達成協議的否決權，且具有回溯力，已經簽署的合作協議也在適用範圍。該法自醞釀之日起，就被普遍認爲是針對維州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協議。
澳聯盟黨（自由黨-國家黨聯盟）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多有忌憚，視之爲中國與美國展開競爭、拓展全球影響力的“戰略工具”，澳也因之成爲中國在大洋洲地區所有建交國中唯一一個抵制“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澳爲聯邦制國家，各州和領地政府主責本州經濟發展，聯邦政府負責外交與防務。爲更好助力本州就業和經濟發展，安德魯斯領導的維州工黨政府先後於2018、2019年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而在澳聯邦政府看來，這是“不守規矩”“不講政治”。因此，自協議簽署之日起，該合作就被聯邦政府視爲“眼中釘”，不時拉出來“批鬥”。
2020年中澳關係持續惡化，維州政府更是處於風口浪尖。聯邦政府、國家安全機構接連出來抹黑“一帶一路”倡議，指其是“戰略擴張”，維州簽署該合作協議則是“長他國威風”“破壞澳內部團結”“不符合澳國家利益”。爲更好規制“不聽話”的州和領地政府，澳加速推進《外交關係法》的立法進程，以讓聯邦政府擁有可以任意干涉州和領地政府決策的權力，且該權力遠超傳統意義的“外交”範疇，廣泛覆蓋教育、經貿、人文、科技等領域。
可以說，憑藉該法，澳聯邦政府不僅擁有了澳國內涉華事務上的“絕對話語權”，足以阻撓、干擾澳國內任何的對華合作，還實現了極度擴權，收回了本應歸屬州和領地政府的權力，可謂“一箭雙鵰”。
反華“不歸路”？
近年，澳頻頻通過挑起事端、宣揚“中國威脅論”，坐實了反華“急先鋒”的地位。新冠疫情以來，面對中澳兩國政治交流中斷、經貿往來受挫、人文合作遇阻的局面，澳非但不思己過，反而變本加厲，反華行動持續升級。究其原因，無外乎固守冷戰思維，迷信美主導的地區秩序最符合其利益，爲此甘當美國霸權、強權的維護者、屈從者。
在中美博弈持續升級背景下，澳大利亞既是美在全球主導的“五眼聯盟”的成員，亦是美在地區所倚重的“四邊安全對話”（Quad）的成員，對美價值自不必多言，它所面臨的美國要求其反華的壓力也可想而知。隨着美國國家實力和全球領導力下降，美不但寄望於澳等盟友可以分攤經濟成本，更希其分攤反華責任。與此同時，當前澳大利亞政壇右翼保守勢力當道，“隨美起舞”“聯美遏華”自然也成爲澳當前外交乃至防務的主思路。在此背景下，中澳關係屢創新低便不足爲奇，撕毀“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恐怕也不只是澳挑釁中國的最後一步。
打錯了算盤
毫無疑問，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並未有根本性變化，尤其視中國爲“最嚴峻的競爭者”，妄圖繼續動用一切資源和手段全方位“制華”。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依舊強調與中國“該競爭的競爭，該合作的合作”，近日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危機上的進展即可見一斑。
反觀澳大利亞，與中國並無直接利益衝突，更不存在競爭關係，卻盲目以維護他國的霸權爲己任，爲此不惜走在反華最前沿，且迄今未有悔意；自詡奉行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卻對自身泛安全化、泛意識形態論的冷戰思維不自知；將“發揮創造性的中等強國影響力”視作外交座右銘，卻忽略了一國外交的“創造性影響力”在於其獨立性、建設性、開放性，而非依從性、破壞性、排他性。
澳總理莫里森強調其外交戰略在於“在不確定的世界塑造確定性”，但卻顯然忽略了毫無原則與底線地針對自己最大的貿易伙伴、地區的重要成員，恰恰是給澳乃至地區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乃至風險。一旦美國、中國乃至地區國家均視澳大利亞“倚美製華”爲理所當然，在動盪的時代澳大利亞的戰略價值、談判籌碼勢將隨之最小化，遑論其以安全與發展爲內核的國家利益。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