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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624名美國人接受了一次問卷調查，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學校是否應該教授阿拉伯數字？”，56%的人選擇了“否”（在全體調查對象中，有72%的共和黨支持者選擇了這個選項），而且深感被冒犯，回答“是”的僅有29%。看來，給出否定答案的人似乎並不知道所謂“阿拉伯數字”就是他們手機鍵盤上的字符。
建築界也有類似的烏龍。雖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尼古拉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等藝術史大拿以闡釋歐洲文明史爲己任，但他們的作品卻鮮少提及科爾多瓦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órdoba，位於西班牙南部古城科爾多瓦市內，具有典型的阿拉伯建築風格）和阿爾罕布拉宮（Alhambra de Granada，被譽爲“西班牙故宮”，爲中世紀時期摩爾人所建）——它們顯然也是非同一般且至關重要的標誌性建築，而且實際上就位於歐洲。這個疏漏實在令人咋舌。
戴安娜·達克（Diana Darke）在她的新作《剽竊自薩拉遜》（ Stealing from the Saracens ）中寫道，數個北歐國家宣稱所謂“哥特風格”是本國的標誌性建築風格（此類建築包括巴黎聖母院和威斯敏斯特宮等），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奧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等設計理論家亦把哥特視爲典型的基督教風格，而事實上，這種風格最早來自阿拉伯世界，誕生於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之後幾個世紀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建築工人之手。
尖拱門、肋架拱頂、錐形頂、鐘樓、玫瑰花窗、特定樣式的穹頂、五花八門的彩色玻璃、城堡上的堞口、雙塔教堂，可能還包括迴廊，都可以在中東和西班牙南部的古建築上找到原型，達克說。她認爲，三心瓣拱形——即經常見於教堂、用於標誌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一種三瓣形樣式——也來源於阿拉伯。當時的人把耶路撒冷圓頂清真寺錯當成了所羅門神殿，基於這個可笑的誤會，有的教堂照搬了前者的建築風格。
菲利普·布魯內萊斯基設計的花之聖母大教堂的穹窿頂，他的設計靈感來自伊斯蘭建築技術和11世紀開羅一位科學家的著作。圖片來源：Pocholo Calapre/Alamy
這種阿拉伯的建築風格不僅影響了中世紀。意大利建築師布魯內列斯基（Brunelleschi）主持修建的花之聖母大教堂（Florence Cathedral）的穹窿頂是文藝復興早期的偉大傑作，它的設計靈感大概來源於伊斯蘭建築技術，和11世紀開羅一位名叫海什木（Ibn al-Haytham）的科學家的著作。巴塞羅那神聖家族大教堂的設計師、虔誠的天主教徒安東尼·高迪（Antoni Gaudí）明確表示自己對西班牙的伊斯蘭教優秀建築進行了借鑑。
產生這種廣泛影響的途徑可能有以下幾種：西班牙穆斯林統治地區和他們基督教鄰居之間的聯通交流；十字軍戰士和朝聖者在去往耶路撒冷途中的聯繫；還有城市之間的貿易往來，比如威尼斯和阿拉伯國家的城市。儘管許多時候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都劍拔弩張，但雙方總會找機會借鑑或竊取對方的點子，時常還會擄走敵方不可或缺的工匠。
達克有時候會腦補過度，她的部分案例無法讓人信服——比如她提出的大本鐘和敘利亞阿勒頗大清真寺的尖塔之間的聯繫就有些牽強——但她收集了不計其數的證據，證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間曾有過大量的交流互動。這可以說意料之中。當時的長途旅行經常需要走海路，所以地中海國家之間的聯繫比較緊密。阿拉伯文明把豐富的數學、天文學、醫藥和哲學知識傳入了歐洲，其中也包括代數和演算方法。此外還有文字方面的案例：“斑紋貓（tabby）”這個英文單詞來源於一種條紋面料的名字，最早是以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一位名叫Attab的王子的名字命名的。因此，可以想見，伊斯蘭教在建築上的成就同樣也得到了傳承。正如達克所指出的，以下內容已不是新聞：早在300年前，17世紀英國建築師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就確認了“薩拉遜風格”（Saracen，指從今天的敘利亞到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沙漠阿拉伯遊牧民）對“哥特”風格的影響。
爲了抵制與建築相關的文化戰爭——比如推特上時常有人利用漂亮的歐洲建築照片來顯示自己種族的“至高無上”——達克認爲此刻需要向大家重申雷恩的觀點。她並不是要主張某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更高級，而是想指出，文化影響有時也會逆向進行，比如從羅馬途徑拜占庭，最後回到阿拉伯世界。
“我無意貶低歐洲建築的偉大成就，”她寫道，“我的目的是說明沒人能夠‘擁有’建築，正如沒人能夠‘擁有’科學一樣。”（同理，也沒人能夠擁有貓的斑紋。）這些觀點雖然有理有據，卻仍將引來某些人的洶涌怒火。但對大多數理智的人們來說，她的這本書有效地提醒了我們，各個文明總處於相互聯繫之中。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