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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焚燒都只是從末端解決垃圾問題。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作爲垃圾的產生者——居民沒有參與，只是旁觀。

中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西安灞橋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斷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說會是2020年。唯一確定的是，這個設計運行時間爲50年的傢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負了。

這座垃圾填埋場佔地超過1000畝，差不多有100個足球場那麼大。從任何意義上看，它都夠大、夠深。但設計者還是低估了垃圾不斷增長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約800噸，設計滿負荷運行時，日填埋量是2500噸。25年間，西安市每日產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產生垃圾達到1.3萬噸，江村溝需要吞下其中1萬噸左右。這裏垃圾堆積最高處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標建築鼓樓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個城市的垃圾填埋場提前“退休”，如重慶長生橋垃圾填埋場、廣州火燒崗垃圾填埋場、南京天井窪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埋場快裝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加。人們不得不打起精神準備一場持久戰——焚燒正在成爲中國垃圾處理的主流方式，這也是發達國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燒不是終點，人類必須尋找新的方式對付自己親手製造的敵人。

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從高空俯視，江村溝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溝，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這個天然形成的溝遠離都市，周邊人口稀少，地質穩定且難遇山洪，上世紀90年代，被選爲西安市垃圾填埋場。

填埋場1993年4月動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運行。它是國內垃圾日處理量最大、庫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場，也是西安市主城區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場。自建成起，幾乎承擔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處理任務。

每天，西安市城六區及長安區產生的絕大多數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個垃圾壓縮站處理後被運至此處，傾倒，壓實，每填埋6-9米，覆土，再繼續傾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多名負責垃圾清運的環衛工人瞭解到，夏天垃圾多時，一天有超過1600車次垃圾運往此處填埋。高峯時，垃圾場門口的垃圾車排隊能有1公里。

爲了處理14億中國人每天產生的垃圾，這片土地上有超過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場，很多都像這裏一樣超負荷運轉。

1987年啓用的南京市天井窪垃圾填埋場已於2014年停止使用。設計使用25-30年的成都長安生活垃圾填埋場已經3次擴容，場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滿時間比計劃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場已於2019年6月20日封場，城郊這條45米深的天然峽谷被填得滿滿當當。

2009年以前，北京超過90%的生活垃圾都通過填埋處理，每年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畝土地。時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永曾表示，當時日產垃圾量爲1.84萬噸，而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僅爲1.04萬噸，“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場力不從心的因素之一。隨着城市不斷擴張，曾經選址偏遠的填埋場變得離城市越來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場，仍會對周邊地區產生影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訪了西安江村溝垃圾填埋場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們分別距離填埋場約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訴記者，每到雨後和夏天的傍晚，整個村子都籠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稱，垃圾場建好後，感覺家裏的水都“變了味”，夏天“碗裏蒼蠅比米多”，“各個時段臭味不一樣”。

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衛星圖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況，但情況一直沒有好轉。記者實地探訪發現，即使是溫度接近0攝氏度的冬天，村子裏仍然能聞到陣陣惡臭。

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發布《“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下簡稱《“十三五”規劃》)。2016年至2020年，政府預計實施垃圾填埋場封場治理項目845個，待修復的填埋場土地近7900公頃。

經過填埋處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較慢。有人對某個垃圾填埋場進行挖掘取樣，發現40年前的舊報紙上印刷的內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場封場後，還需對該區域進行20-30年的監測和維護，對監管部門是不小的壓力。此後，這片土地也無法再進行商業開發，只能建成生態公園或高爾夫球場。

2016年，人類1年產生的垃圾量是20.1億噸，足可以填滿130個西湖

從流行到“過時”，垃圾填埋場只在中國風光了30多年。在人類與垃圾漫長的拉鋸戰中，這並不算長。

中國最早的垃圾填埋處理標準制定於1988年，衛生填埋場的選址、建設、管理等方面有了標準。也是那以後，中國纔有現代意義上的垃圾填埋場。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此前，國內處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間自發集中或各地政府環衛部門集中後，選相對偏遠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帶來了嚴重衛生問題，還會污染周邊大氣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曾在一次採訪中回憶，“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環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個，還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沒有垃圾填埋場，這將帶來極大的困擾——今天，北京市每天產生2.6萬噸生活垃圾，如果用載重2.5噸的卡車運輸，首尾相連可以繞北京四環一週。

填埋場那時是人類對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達99%，接近發達國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銀行的調查統計顯示，在低收入國家，超過90%的垃圾未得到應有處理。

以印度爲例，目前印度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僅是個位數。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還是政府機構外，幾乎隨處可見堆積的垃圾。這裏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達65米，法院不得不計劃在垃圾上安裝紅色警示燈，以提醒過往的飛機。印度的母親河恆河裏飄滿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裏舀出的水可以直接當化肥施用。

但在不斷增強的“敵人”面前，這個武器終於失效了。20世紀80年代，全國城市垃圾年產量約爲1.15億噸。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達2.28億噸，近幾年，它還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垃圾年產總量將達到4.09億噸。

2016年，全人類1年產生的垃圾量是20.1億噸，足可以填滿130個西湖，平鋪開來可覆蓋4.1萬平方公里，約等於瑞士的國土面積。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員沈劍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處理垃圾的情況下，中國除縣城之外的60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處於垃圾包圍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經沒有堆放垃圾的合適場所。截至當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累計堆存量已達70億噸，累計侵佔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達300億元。

《“十三五”規劃》提出，中國計劃將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處理率提高到50%。

出於多方面因素的考慮，對垃圾進行焚燒處理被視爲比填埋處理更先進、對環境影響更小的手段。焚燒後，垃圾的體積一般可減少九成，重量減少八成，焚燒後再填埋，不僅能有效減少對土地資源的佔用，還能控制垃圾填埋帶來的二次污染。

中國第一座垃圾焚燒廠1988年在深圳建立，這種在過去發展緩慢的處理手段，近幾年進入“快車道”。

根據環保公益組織蕪湖生態中心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4月，全國已運行生活垃圾焚燒廠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國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數量爲231座和359座。

爲了處理西安市每天超過1萬噸垃圾，當地於2019年11月啓用了位於藍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燒站。預計到2020年底，西安市5個無害化處理項目將全部投入運營，每天總處理能力達12750噸，可滿足當前垃圾處理的需求。

目前中國人均每天產生垃圾1千克，而處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燒廠的建立和推廣，並不意味着人類在這場拉鋸戰中就一勞永逸地佔據了領先地位。

由於垃圾分類工作不到位，垃圾中會混有大量廚餘垃圾和塑料。這一方面對於可循環利用的含碳有機物是一種浪費，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燒不充分，產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氣體，在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難以控制在排放標準之內。

近年來，全國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對垃圾焚燒項目的抗議活動。垃圾焚燒項目“環評”需要取得公衆同意，但周邊居民的強烈反對，讓環評幾乎無法通過。此前，南京天井窪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強烈反對後，時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長張東毛表示，現在的處境是垃圾焚燒推不動，更糟糕的是，“我們實在拖不起，拖的結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環境都受到影響。”

而在劉建國看來，垃圾焚燒、垃圾分類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終點，最重要的還是控制垃圾產生的速度。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建設越來越多的垃圾處理設施，投入越來越多經濟成本。

據估算，目前中國人均每天產生垃圾1千克，處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絕大多數居民都沒有爲自己產生的垃圾的處理付費。

“在過去幾十年裏，政府大包大攬的發展模式確實解決了問題，但這條發展路徑的潛力已經快挖掘完了，必須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發展道路。”劉建國說。“填埋、焚燒都只是從末端解決垃圾問題。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作爲垃圾的產生者——居民沒有參與，只是旁觀。”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隨時、隨處都可以扔，也沒有成本，可以講是既不負責，也不付費，因此公民普遍對垃圾‘無感’。”

在他看來，不管是收費還是推行垃圾分類，意義都是更好地促進公衆參與，不僅僅是爲了方便後續處理。

“比方說，人們發現垃圾分類‘不容易’，甚至要收錢，很可能就會減少垃圾的產生；人們費力進行了分類，還交了錢，自然有動力和興趣去關心後續的處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監督垃圾車有沒有分類運輸，焚燒廠有沒有按標準處理。”

上世紀80年代，臺北也曾面臨垃圾圍城的挑戰。羅大佑在《超級市民》唱道，“那年我們坐在淡水河邊，看着臺北市的垃圾漂過眼前。遠處吹來一陣濃濃的煙，垃圾山正開着一個焰火慶典……”爲了解決垃圾問題，臺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頭沒有垃圾桶，指定時間、指定地點纔有垃圾車收垃圾。

爲了讓民衆學習和接受垃圾分類，當時全臺北7萬多名公務員輪流上門督導社區和市民進行垃圾分類。再後來，居民按時排隊倒垃圾成爲街頭一“景”，臺北市垃圾掩埋總量從每日2500噸銳減至每日50噸，並於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進填埋場。

在垃圾分類處理做得較好的芬蘭、瑞士等國家，垃圾資源回收利用率超過60%。但全人類產生的垃圾中，只有約16%的垃圾得到回收處理，有近一半被廢棄，無法再生利用。

在中國大陸，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個謎。廚餘垃圾和可回收物本應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兩個種類，但後者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因爲時至今日，它仍以一種相對原始的方式被分揀和處理：居民或收廢品者將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揀出，經廢品回收站集中，成爲一些行業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嚴格時，幾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場都養活了一批拾荒者。記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溝垃圾填埋場拾荒爲生的老人，他們表示，最多時，垃圾場裏同時生活着數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場內自己搭的簡易“帳篷”裏，講究一些的會睡在村裏，大家“靠着垃圾場，賺着垃圾錢”。

劉建國告訴記者，如果將環境成本、從業人員健康成本、再生產品的社會綜合成本等考慮在內，“以量取勝”“量大質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實際上是不經濟的，不應過分宣揚“垃圾是錯放的資源”這樣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