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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沃克
“我覺得我應該是被強姦了，”卡米·楊一邊哭，一邊向電話那頭的朋友說道。那是2017年7月的一天，她剛在曼哈頓的酒店房間裏醒來，頭腦昏沉，努力回憶着昨天發生的事。
但是，當卡米來到曼哈頓檢察官辦公室，說她被強姦了，並要求對她的案件展開調查時，檢察官卻表示拒絕。“當時我的感覺是，沒人相信我，記得我在離開時哭了，很無助。”卡米回憶道。
同年10月，“我也是（MeToo）”運動爆發，大量像卡米這樣的性侵受害者站了出來，訴說自己曾經的遭遇，並向警方提起訴訟，期盼着那些性侵者能得到法律的制裁。人們可能認爲，轉機就要到來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在紐約市，“我也是”運動的實際效果似乎非常有限。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和女性受害者的敘述，“我也是（MeToo）”運動過後，該市刑事司法系統在處理強姦指控時的態度和方式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甚至變得更惡劣了。報道稱，與大約十年前的境況相比，2019年紐約市檢察官辦公室反而拒絕了更大比例的性犯罪案件。單看曼哈頓這一個區，當年49%的相關案件都未被檢察官實際調查過，一直處於被無視的狀態。
除了警方態度消極以外，受害者自身不主動起訴也是導致性侵犯現象頻發的一大原因。這種情況在熟人之間尤其常見，以卡米·楊爲例，她和犯罪者本身相互認識，而且案發時還喝了酒。
在調查這類性侵案時，檢察官們爲了獲取犯罪證據，通常要付出更多時間精力。所以，在面臨這個挑戰時，很多檢察官會直接選擇放棄，拒絕展開調查。比如，雷切爾·萊瑟也是一名生活在曼哈頓的女性，她說，自己曾在酒店被前男友強姦，但這個案子最終卻被檢察官以證據不足爲由撤銷審理。
就算法院審理了卡米的案件，法官考慮到二人認識，還喝了酒，也會認爲不構成強姦罪。數據顯示，在所有未被撤銷的案件中，性侵案的定罪率遠低於很多其他暴力犯罪案，在2019年的曼哈頓，性侵定罪率僅44%，而一級謀殺定罪率高達79%。
在曼哈頓，除了卡米以外，還有很多其他想要尋求正義的受害者也表示，檢察官對其指控“不屑一顧”，甚至還“斥責”了她們。
小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 Jr.）就是這些檢察官中的一位代表。面對公衆嚴厲的批評聲，萬斯決定反擊，委託一家名叫“AEquitas”的非營利組織對其辦公室審理的性犯罪案件進行調查研究。去年11月，調查完成。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結果顯示，萬斯所在的辦公室“有時確實沒有充分利用各種渠道，所以，其審理的部分案件可能的確沒能獲得完全公正的結果。”更細緻地說，在某些案件中，檢察官們本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獲取更多證據，並且，他們也本可以爲犯罪者找到更多的罪名，以使其受到足夠多的懲罰，抵消受害者所承受的折磨。此外，該研究通過採訪還發現，這些檢察官在蒐集證據時，甚至“習慣性地不相信受害者所說的話”。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