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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劉莉莉

海地首都太子港，臨時災民安置點前。

一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拽起一隻用塑料袋製作的“風箏”，笑着跑來跑去。在她身後，數以百計的破舊帳篷擁擠在一起。

小女孩光着腳丫，笑嘻嘻地站在一堆瓦礫旁，拽一拽手裏的線，“風箏”便稍稍離開地面。她跑幾步，“風箏”也跟着“跑”了起來，線繩與地面形成了一個大約３０度的銳角。

稍微一泄勁兒，“風箏”一頭栽下來，小女孩笑呵呵地蹲到地上，歪着頭看着她那趴在地上的“夥伴”。

我走上前去，拉起她的小手。她卻“嗖”地一下將手抽回，只在我的手心裏留下一小撮泥……

海地總統莫伊茲遇刺身亡的消息傳來後，朋友們一臉驚愕，“一國總統就這麼給殺了？”我卻有些感慨，海地，這個平日裏主流媒體、自媒體提都懶得提的小窮國，終於通過這種慘烈的方式，讓自己出了名，被中國百姓所知曉了。

於是，我又想起了海地，回憶起那段獨特的經歷。在那段記憶裏，有地震，有廢墟，有霍亂，也有放“風箏”的小女孩……

霧霾裏，透出一抹陽光。

**一嚮導 **

我的海地之旅開始於一場驚嚇。

那天，在一架小小的螺旋槳飛機上，我看到了大災一年後的太子港。

2010年1月12日的那場大地震給海地這個西半球最爲貧窮的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造成22萬人死亡，將近20萬人受傷，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我還沒有開始在拉美的工作，只是新聞圖片上看到了堆積如山的已經僵硬的屍體，以及帶着白手套的救援人員把兒童的屍體從廢墟中拋出的畫面。那一刻，生命的尊嚴成了草芥。

然而，大災難後是更加可怕的瘟疫、騷亂和無家可歸，震後的重建工作更是停滯不前。我坐在飛機上，向地面望去，太子港依舊是成片的破敗的房屋，密密麻麻的帳篷區，死亡的氣息似乎還未消散去。

太子港的機場是我見過的最破舊的機場。一扇大鐵門是通往機場大廳的入口，感覺就像是馬上要進入一個堆滿雜貨的大倉庫。走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幾個破舊的入境窗口，裏面坐着幾個面無表情的黑人，時不時大喊着呵斥入境者。機場內沒有空調，幾個破吊扇正在緩慢地旋轉着，搖搖晃晃，吱吱嘎嘎，不會扇起多少風，倒是讓人擔心扇葉會隨時掉下來。

排了很長時間的隊後，我終於辦完了手續，拉着行李往外走。一出門，一股熱浪撲面而來，強烈的陽光晃得我睜不開眼，等眯着眼能看東西了，卻見幾個強壯的黑人向我伸出手，我頓時警覺起來，這是機場外幫旅客提行李的，與其說是“幫”，不如說是“搶”，一旦他們幫你拖幾步路箱子，就要收你幾十美金，不給不讓走。

這幫暴民，我可得罪不起。連忙邊搖着頭，邊拉着箱子快步往外走。這時，一個粗壯如牛的黑大漢一個箭步衝了過來，伸手就抓住我的拉桿箱，我驚愕地擡起頭，正好和他四目相對，這是一雙怎樣可怕的眼睛啊，佈滿了血絲，怒視着我，魔鬼一般，我想叫“help”,可聲音悶在嗓子眼裏就是出不來。

也就是在這時，一個黑人女孩衝了過來，“啪”地將黑大漢的手打開，憤怒地嚷了幾句土語，這黑大漢剛要發作，看到女孩身後還跟着一個高大的青年，只得悻悻地走了。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認識了法拉和衛斯理。

眼前的法拉梳着卷卷的短髮，身穿灰色T恤衫和緊身牛仔褲，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揹着一個雙肩背書包，一副學生氣。她見了我受了驚嚇，連忙擁抱住我，用墨西哥人的禮節和我行了個貼面禮，又輕輕地拍了拍我的後背。很奇怪，她身上根本沒有黑人慣有的體味，彷彿還有股清香，彷彿她就是我的小妹妹一般。

越過法拉的肩膀，我看到高大帥氣的衛斯理正笑眯眯地看着我，目光深邃而溫和，一口牙齒潔白整齊。在這麼一個糟糕的國家，還有如此可愛而有教養的黑人年輕人，實在是出乎意料，我也對未來的旅途有了信心。

在兩位海地嚮導的帶領下，我們坐上了一輛越野車，據說是法拉費了好大力氣才找來的。車輛行駛在狹窄骯髒的街道，一路上成堆的垃圾是蒼蠅和蠅蟲活躍的天堂，少許災民在路邊擺上了小攤，出售牙膏、水杯等生活用品，還有些人乾脆把裝滿貨物的箱子頂在頭上，遊走兜售，而更多的是一羣羣青年男子，漠然地站在馬路邊無所事事，眼光冷漠而毒辣，略帶嘲諷的神色，這是海地最可怕的不穩定因素。

太子港是“天堂”和“地獄”的組合。山上是富人區和五星酒店區,有着十分美麗而結實的洋房和高樓，在地震中毫髮無傷，即使是大災之後，依然有歐美遊客來度假，在山上隱居幾天後，乘飛機回家。而山下，是死亡、貧窮、犯罪、動盪和疾病的代名詞，震前的民居大多如豆腐渣一般，遇到強震幾乎是粉碎性坍塌，導致遇難者中絕大多數是窮苦百姓。震後的海地社會極不安定，搶劫、殺人、強姦等惡性犯罪層出不窮。大災之後必有瘟疫，霍亂，不僅吞噬了數千人的生命，也在不斷蠶食着海地人重建家園的信心。

將我安頓好後，法拉連連囑咐我，千萬不要亂跑，吃喝只能在酒店內。

我幾乎要笑出來，“好啦，哪有那麼緊張，我吃了預防霍亂的藥。”

“那也不行，這藥也有不起作用的時候，你要是有拉肚子、發熱的症狀，趕緊告訴我，這可馬虎不得，”她依然一本正經。

看她這樣子，我真是感動極了，保證說：“好的，我聽你的，就在酒店吃飯，你不來，我絕不下山，行了吧。”

法拉這才滿意，帶着衛斯理下山去了。

二大選

別看法拉只有２０歲，但是面子挺大，海地很多政要她都能搭上關係，海地臨時總統選舉委員會負責人更是“只認她”。上午剛提出採訪要求，我下午就坐進了臨時委員會的辦公室。

令我驚歎的還有這兩個黑人年輕人出色的語言天賦。衛斯理通曉法語、英語、西語和海地土語，法拉可算是精通西語，英語也能說一些，這在文盲率70%的海地實屬不易。

總統選舉的決戰日到了。由於一度呼聲最高的執政黨候選人、現任總統的女婿塞萊斯因舞弊醜聞退出大選，因此只剩下前總統夫人馬尼加和著名搖滾歌手馬爾泰利，兩人可謂是各有優勢，旗鼓相當。可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對於每天等着吃外國救濟的海地人，選舉到底對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這一天，衛斯理遲到了十分鐘，他呼哧帶喘地跑進酒店，汗水已經把身上的T恤衫浸溼了。他看到我，連忙道歉：“對不起，我早晨去投票了，所以來晚了。”

“你去投票了？”我饒有興趣地看着他，“那你選了誰？”

“我選了馬尼加夫人，”衛斯理笑呵呵地說，“我支持她發展教育的主張。”

很快，我們抵達了附近的一個投票點，看到門前等待投票的選民已經排了一個長隊，戴着花頭巾的大娘、穿着破舊T恤衫的男子和劣質衣裙的女孩擠在一起，時不時有排在隊伍末尾的人惡作劇，用力地向前一推，前面的人頓時一個挨一個地被擠成一團，隨即而來的是尖叫、罵聲和站在殘垣斷壁上、石頭上、樹下的圍觀者的鬨笑聲。而抱着機槍、戴着藍頭盔的聯合國維和人員站在路兩邊，漠然地看着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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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進這個由學校改成的投票點，看到灰突突的牆壁上已貼上了選民信息，幾張破課桌被臨時拼在一起，上面擺着兩位候選人的投票箱，穿着藍色上衣的工作人員胸前都佩戴着證件，一絲不苟地發放着選票，維持着秩序。奇怪的是，剛纔排隊時還嘻嘻哈哈的黑人們此刻居然安靜下來了，表情十分鄭重而認真，甚至有些虔誠。每一名選民覈對過信息後，從工作人員手中領取一張選票，在中意的候選人的名字上打鉤，再放入投票箱內。

看着整個投票過程平穩有序地進行，我不禁嘖嘖稱讚：“真挺像那麼回事的，走吧，我們去和這些人聊一聊。”

我看到一名穿着花上衣的海地女子走了過來，趕緊迎了上去。

“這位女士，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請問，你是剛投完票嗎？”我笑着問道。

“對呀，怎麼了？”這女子眼裏帶着敵意。

“那你能告訴我，你把票投給了誰？”

她“呼”地一下，往後退了一步，上下打量我一番，不屑地說：“我不想告訴你，你是誰呀，我有權利拒絕透露我支持誰。”說完，她一扭一扭地走了，像一隻驕傲的孔雀，留下我張着大嘴，嘖嘖稱奇。

隨後，我趕到馬尼加夫人即將投票的站點。剛抵達，就看到一個十分消瘦的黑老太太，舉着一個大喇叭，正聲嘶力竭地喊着法語。她面如枯槁，目光悲切而猙獰，凌亂的白髮披散着，我只聽得懂她在每句話後都加上一句“哈利路亞”。

“她在說什麼？”我疑惑地問衛斯理。

“她在痛罵剛回國的前總統阿里斯蒂德，她說海地不應該再重新接納這樣的人，”衛斯理回答說。阿里斯蒂德曾三次出任海地總統，但兩次被推翻。2004年，海地發生動亂，反對派武裝將阿里斯蒂德趕到非洲。7年後，這位前總統在大選前夕提出申請回國參政，並很快獲得海地政府簽發的外交護照。看來，這位老太太想必是阿里斯蒂德的鐵桿反對者了，時隔多年，舊仇難忘。

很快，投完票的馬尼加夫人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裏，支持者們高喊着口號，一擁而上。我剛想擠上前去，卻被高大強壯的攝像師和攝影師擠到後面，只看到這位“祖母級”候選人穿着一身白色套裝，戴着珍珠首飾，時不時用手去扶快要掉下來的眼鏡。

我被擁得頭暈目眩，鞋子也掉了，進退兩難，而兩邊的人還在不停地用胳膊肘把我往後推，衛斯理擠了進來，伸出手臂擋護住我，把我帶到了安全地帶，又幫我把鞋找了回來。

我氣喘吁吁地跑回車裏，驚魂未定，突然覺得汽車好像在往後傾，我出來一看，是幾個黑人爲了看候選人，正準備爬上我們的汽車……

這回，我連哭叫的勁兒也沒有了。

三鰥夫

我望着手裏一搓泥，出了神。

那是一個拖着破塑料袋玩放“風箏”的小女孩留下的，她正向前方的總理府帳篷區跑去。帳篷區的空地上站滿了無所事事的難民，看到我和嚮導兩個陌生人，好奇地聚攏過來。緊接着，他們幾乎問了相同的問題：“能給我一份工作嗎？”

震後的海地，７０％的人口處於失業狀態。他們失去了親人、房屋和財產，赤條條了無牽掛，想法也變得很實際，那就是尋找一條活路。“我們不能吃一輩子救濟啊，”一個青年高聲叫着。

我在帳篷區見到了小女孩的父親皮埃爾·博偉。那是個高高瘦瘦的男人，穿着一件破舊的白襯衫，臉上總是帶着一種糾結而疲倦的奇怪表情。博偉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四個兒子，只剩下他和女兒相依爲命。

博偉是這個帳篷區自治委員會的成員，他每天會給寄居在這裏的上千名難民分發食物和現金，也負責帳篷區的治安。幾名海地警察，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卻是在看管總理府辦公樓內的物品。讓他們如臨大敵的，不是可怕的地震和艱難的重建，而是聚集的災民。“在某些人眼中，窮人永遠是窮人，不值一提，”博偉攤開手，無奈地說。

博偉說他擁有大學學歷。“你們海地也有大學嗎？”我疑惑地問衛斯理，但是說完這句話，我就後悔了。在幾十年前，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士也曾像我這樣，睜大眼睛，好奇地問“你們中國也有什麼什麼嗎？”不知道那時中國人的表情，是否也像此時的衛斯理一樣，尷尬而窘迫。

“有的有的，”衛斯理十分分認真當地解釋說，“我們也是有大學的。我們只有一所大學，是海地國立大學，其中像法律、醫學這樣的學科，還是很有名的，可惜在地震中毀壞了一部分。”

高學歷的博偉，自然和其他災民有些不同。他曾是一家公司的會計，和妻子孩子一起享受着中產階級生活，而災難摧毀了一切。“我現在該怎麼辦？我無處可去，”博偉將女兒拉到身邊，神情黯然，“我以前很幸福，突然間全被摧毀了。”

我無言以對，默默地跟着他走，突然被幾個人攔住去路。“你是記者嗎，我們願意接受你採訪，只要你給我錢，”其中一個人嬉皮笑臉地伸出手。博偉憤怒地轉過身，大喝了幾句土語，趕走了他們。

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了，但仍有數以萬計的災民住在帳篷區，每天無所事事，等着吃救濟糧。他們爲何不出去重建家園，是捨不得這“免費的午餐”，還是在無盡的磨難之中喪失了鬥志？

不過，也有不少災民已經重新獲得了生活的勇氣。根據海地政府的安民政策，願意離開帳篷區的難民可獲得５００美元“安家費”，但不少海地人拿到這筆錢後，並不是想要“安家”，而是想方設法做個小買賣自食其力。

海地婦女傑斯琳·阿爾西德領取了“安家費”。她計劃用一半的錢擴大自己的咖啡生意，另一半則存起來，如此，還是沒有錢修房子，只能暫時搬到危房裏。“老房子並不好，但我沒有選擇。做買賣掙錢讓我覺得踏實一點，”她說。

與博偉告別時，我問他：“你以後打算怎麼辦？”

“我現在需要一份工作，要爲了女兒堅持下去。”他回答說。

四警察

在海地，我知道了什麼是暴屍街頭。

一個瘦高的黑人男子躺在路邊，臉衝着地面，旁邊站滿了圍觀的人。我心裏一沉，這是一具屍體。他怎麼死的，爲什麼會死，我並不知道。

一種恐懼夾雜難過的感覺縈繞心頭，讓我許久回不過神來。在太子港，這樣的兇殺事件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起，維和人員承受的壓力之大就可想而知。

聯合國1994年通過第940號決議，部署一支兩萬人的維和部隊，維持海地的安全和穩定環境。從此，這個國家隨處可見頭戴藍盔或藍色貝雷帽的各國維和人員，中國從2004年開始向海地派遣維和警察防暴隊和由民警組成的維和警隊，成爲當地維和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到海地採訪，我特意留出時間，訪問了位於太子港市郊的聯合國維和警隊營地。

當我到達了維和警隊的營地時，就看到了站在大門外的是我國第八支赴海地維和警隊隊長陳浩。陳隊長身材不高，看上去十分精幹，身穿聯合國維和警隊的警服，頭戴印有聯合國徽章的藍色警帽。

聯合國維和警隊的營地對外人來訪有着嚴格的規定。即使是有陳隊長陪同，我們也必須出示記者證，並且領取一張特別胸卡後，才能入內。陳隊長說，在營地內，必須隨時隨刻佩戴胸卡，就連他們維和人員也不例外。

維和警隊營地內建有一排一排的白色木板房，每排平房由一條大約兩米寬的小路間隔，路兩邊有零星花草點綴。這些營房應該是在大地震後建造的，而且都長了“腳”，需要登上幾節臺階，才能走進房間內。海地屬於加勒比國家，夏天常受到颶風襲擊，這種構造主要是爲了防止積水蔓延到屋內。營房邊的停車場上，停有幾輛白色的越野警車，在車蓋和側面上都印有UN（聯合國）的字樣，十分醒目。

由於我抵達營地的時間正值午飯飯點，陳隊長便邀請我在他們的食堂吃一頓便飯，感受一下維和警察的生活。營地食堂位於一間單獨的房間內，雖然也是木板結構，但十分寬敞明亮。此刻，來自各國的維和人員正每人端着一個餐盤，排隊打飯。就餐時，他們沒有分國家就坐，而是隨意地湊在一桌：巴西的警察對面坐着一個美國警察，而中國警察正和來自中東的維和人員邊吃邊聊。陳隊長告訴我，他的隊員們都會講英語，因此和其他國家同事聊天交流沒有障礙。

不得不說，營地內的飲食還是十分豐盛而健康的，葷菜有魚排、整雞和牛肉，配有沙拉和新鮮的蔬菜，同時供應湯和飲料。

看到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家鄉人”，在食堂就餐的中國維和警員們都端着餐盤湊了過來，陳隊長買來了飲料，大家熱熱鬧鬧地圍了一大桌，好像聚餐一般。

陳隊長說，中國維和警員在大選中承擔了不少工作，一些同事還被派往許多偏遠、基層的投票點負責維持投票秩序、運送投票箱以及確保投票箱的安全。

聽到我提起在路上看到屍體的事，一名隊員說，他們在太子港的街上巡邏的時候，看到屍體是常事。“這裏和國內不一樣，治安不太好，尤其是大災以後，偷盜、搶劫、強姦等惡性犯罪很多。”

“你們的英語都很好啊，是來海地以後學的嗎？”我好奇地問道。

說到這，隊員們都紅了臉，你瞧我，我瞧你，害羞地笑了起來。一個梳着平頭的小夥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現象，不知道我學英語的時候有多費勁。”他告訴我，他們在來海地赴任前都經過培訓，英語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門課，老師上課用的都是ＣＮＮ的教材，十分專業，他們的英語就是這樣惡補出來的。

“當然光上課沒有用，”陳隊長也笑着談起了他的學習經驗，“重要的是要多說多練，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同行多交流，不怕出錯鬧笑話，慢慢地英語水平就上來了。”

飯後，我提出想拍一些維和營地的外景，陳隊長卻有點爲難。他說，營地有嚴格的規定，如果要拍攝，他必須去辦公室請示一下他們小隊的負責人。我隨即提出，想和陳隊長一起去，順便參觀維和警員的辦公室，拜訪一下他的同事們。

陳隊長的辦公室十分狹小，還是和另外幾個國家的維和人員共同使用。室內擺有幾張小辦公桌，每張桌子都被臺式電腦佔得滿滿當當，電腦旁放着水杯、日曆和家人的照片等。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掛着一面藍色的聯合國旗幟，旁邊的桌子上放着幾頂維和人員配戴的藍色貝雷帽。

以前，我只是在紀錄片和新聞中才看到過聯合國維和人員的藍色貝雷帽，覺得真是帥極了，任何時尚大牌的衣帽都無法和它相比。我跑了過去，抓起一頂就扣在頭上。

“我來給你拍張照片，”一名高個子、有着阿拉伯人長相的維和警察不知什麼時候走到我面前，手裏還拿着一個傻瓜相機。我當然欣然接受，隨後和他攀談起來，得知這名警員是埃及人，也是陳隊長這個維和小隊的成員。

埃及警察講了很多他在海地的有趣經歷，並且對他的中國同事讚不絕口。他說，中國警察工作十分認真，而且很好相處，他和好幾位中國警察都是很好的朋友。當我們快要離開時，埃及警察還提出和我們合影留念，就這樣，在海地，中國維和警察、埃及維和警察和中國記者就這樣一同站到聯合國的旗幟前，拍下了珍貴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