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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我們要充分肯定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所作貢獻，照顧其特殊困難和關切。
4月22日，習近平主席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峯會。他在講話中再次重申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在國際氣候問題談判中的重要原則。
早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就提出，保護環境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發展不足造成的”，這後來被視爲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雛形。
1992年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正式批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中明確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1997年，《京都議定書》第十條確認了這一原則，並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確、細化。
可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不應該強迫發展中國家承擔與發達國家相同責任曾是廣泛共識。只是，這一共識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衝擊和挑戰。
近年來，隨着氣候問題逐漸凸顯，一些發達國家或出於控溫的迫切，或出於不可告人的地緣政治訴求，試圖否認共識，一再點名、施壓發展中國家提高減排目標。對此，印度總理莫迪曾發文怒斥：“當年依靠化石燃料實現富裕”的先進國家要推翻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是不道德的！
實際上，遵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僅是對國際社會履約踐諾的要求，也是切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務實之舉。
正如當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提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發展不足造成的”。對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纔是第一要務。而達成節能減排目標，不僅涉及科技生產力水平，也與國民道德水平、文化程度息息相關，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解決。制定過高的減排目標，既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發展利益相悖，也不是求真務實的解決問題態度。
另外，某些發達國家制定的減排目標看似宏偉光鮮，卻往往因爲各種因素掣肘，最後淪爲一句空話。
比如，美國奧巴馬政府曾提出減排26-28%的目標，但特朗普上臺後便將其推翻。如今，拜登政府又許下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50%-52%的宏願，比奧巴馬政府的目標提高了近一倍。但包括歐盟在內的美國盟友都在擔心4年後若再出現政黨輪替，美國的承諾會不會再次成爲鏡中花、水中月？
日本政府的表態則更讓人發笑，那邊廂首相菅義偉剛公開宣佈減排46%的新目標，這邊廂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竟聲稱46%是“迷迷糊糊中在腦海中浮現出的數字”“是擔心報低了被人批評才報瞭如此困難的目標”，他還以“在東京奧運會上以奪取金牌爲目標，最後拿了銅牌也不會被批評”打比方，暗示日本的高目標完不成也沒關係……如此種種，讓人覺得發達國家的表態並沒有太多誠意。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國家一再催逼發展中國家提高減排目標，到底是真爲了全人類的共同命運着想？還是意圖給特定國家求發展、求進步的長遠規劃設置障礙，甚至挖好陷阱引他們跳進去，爲日後扣帽子、抹黑埋伏筆？其動機實在令人生疑。
更何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不意味着發展中國家在遏制全球氣候變化上努力不夠。恰恰相反，不少發展中國家始終在按照自己的既定步調，堅定履行着減排義務。
以中國爲例，截至2019年，“十三五”期間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計下降了18.2%。最新的五年規劃中，中國政府設定了在“十四五”時期，單位GDP碳排放降低18%的目標。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相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在1990年就實現了碳達峯，並計劃205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比發達國家整整少30年的時間。
中國的積極作爲，不僅展現了全力推進新發展理念的堅定意志，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深思熟慮，也彰顯了中國願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新貢獻的明確態度，願爲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履行大國職責的擔當精神。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複雜難解，但只要全人類團結一心，朝着共同目標不斷邁進，就一定能收穫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不朽業績。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應該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履行好各自職責，而不是把精力都花在“甩鍋”推責上，甚至將氣候問題政治化，把減排當作打壓別國的工具和抓手。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