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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於9月26日正式舉行，新一屆德國政府將基於選舉結果組建。由於現任總理默克爾此前已宣佈不參選，這也意味着德國將正式進入“後默克爾時代”。執掌德國政壇16年，默克爾爲德國留下了重要政治遺產。
生於西德、長在東德的默克爾在兩德統一前不久步入政壇，先後創造了數個“第一”：她是第一位來自東德的女性部長、德國傳統大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第一位女性主席、聯邦德國第一任女總理。鑑於本屆聯邦議會選舉後組閣困局，默克爾政府還將繼續看守，若看守時間超過82天,其執政時間將超過自己的政治導師科爾，如此一來,默克爾可能會成爲德國曆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聯邦總理。
回顧這16年，默克爾作爲獨一無二的“政治現象”塑造了德國，在東西方之間實踐着重商、務實、平衡的外交，在不同制度之間尋求並拓展德國的發展空間和自主空間。絕大多數德國人欣賞這位冷靜、穩重、波瀾不驚的“母親”式人物。而在世界範圍內,默克爾也享有相當高的美譽度。
默克爾以“危機總理”著稱。2005—2021年，她帶領德國應對了金融危機、歐元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氣候變化、新冠疫情、阿富汗危機等一個接一個危機，穩住了德國經濟和社會，使德國沒有發生像法國那樣的“黃背心”運動，也沒有發生像英國那樣的脫歐鬧劇。Statista數據顯示：默克爾執政期間，德國人均GDP增長43%，失業率下降一半至5%左右，破產企業數量減少，並保持了進出口貿易順差優勢、稅收增長趨勢，而國家債務也保持在穩定水平。在衆多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情況下，德國實現了經濟繁榮發展和社會民生保障之間的平衡。
求穩的德國人塑造了默克爾，默克爾反過來也塑造了德國。政治上，默克爾堅持走“中間路線”，她堅信，“政治妥協對於保持社會團結是可行和必要的”。不過，這個“中間路線”徹底改變了基民盟和基社盟這兩個傳統大黨主導的政治格局，導致它們不斷萎縮，且給左右兩端勢力甚至是極端勢力提供了發展空間。當前，德政壇碎片化嚴重，全民黨消失，多黨林立，可以預見的是三黨聯合的政府思想力、決策力和行動力都將弱化。經濟上，默克爾執政期間沒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也因此喪失了一系列改革的機會。例如，德國民間投資動力不足，制約了技術創新，與新興國家相比，德國生產力有所落後。工業數字化轉型驅動力缺失，能源轉型也沒有真正完成。社會方面，人口老齡化、代際衝突、宗教融合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日漸突出；而且，民粹主義、反猶主義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勢力捲土重來，社會日漸分裂。
在外交方面，默克爾重商、務實，擅長談判、斡旋，具有妥協的政治智慧，得益於此，她塑造了德國在歐盟乃至國際舞臺上的獨特形象。藉助德國在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以及新冠疫情危機期間對歐實行的救助計劃，默克爾提高了德國在歐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阻止了歐盟進一步分崩離析。不過，她未能啓動歐元區深層次的改革，未能把英國留在歐盟，也沒有響應法國總統馬克龍關於建立歐洲國防軍的建議，更沒有提出“歐洲戰略自主”的具體路徑。後默克爾時代，德國與歐盟的互動方式還有待觀察。
在對美關係上，默克爾清晰地判斷世界發展趨勢，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脆弱，對美國的失望和懷疑漸漸加重，德美同盟關係不再堅不可摧，所以默克爾敢於說出“德美完全信任對方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過去”“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爾親歷東德大廈倒塌，從中她認識到的並不是東德制度不好，而是一旦經濟出現嚴重問題，任何一種制度都將不堪一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同樣如此。
在對華關係上，總體來說，默克爾是溫和的、務實的，她以德國聯邦總理的身份12次訪華，是訪華次數最多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之一。在美國總統拜登正式上臺之前，默克爾堅持在2020年最後一天促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如期完成，希望以此來延續和鞏固歐洲以及德國的對華政策。隨着默克爾時代的結束，在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德之間的摩擦和交鋒有可能會增多。如果未來“反華急先鋒”綠黨和自民黨參與執政，中德關係將面臨多重不確定因素，還可能“觸礁”。
但要看到的是，中德經貿關係深度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受疫情衝擊，中德貿易額實現連續數年增長，中國連續數年保持德國最重要貿易伙伴地位，而且2020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爲歐盟最爲重要的貿易伙伴。因此，長遠來看，中德關係經濟合作還是主流，真正具有戰略眼光的有識之士還是會審時度勢，把握時代脈搏，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共同推動中德和中歐合作。
也有理由相信，當默克爾老一輩政治家退出歷史舞臺後，新生代一旦成熟也能體會到“西方霸權主義思想無論從利益、價值還是道德的角度看都是行不通的”。中德雙方都需要更新相互認知，如果用昨天的思維框架來思考今天和明天，那必然會誤判形勢，錯失合作共贏的機會。
（來源：海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