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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拜登政府自上臺以來，加緊拉攏同盟國試圖以集團力量在各個方面對中國展開全方位的圍堵。日本作爲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國，既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也是對美國的圖謀作出積極響應的國家。日本不但在軍事安全領域大力宣傳中國威脅論，鼓吹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拉攏美國等國家在東亞地區頻繁進行軍事演習，在政治領域高調詆譭中國的新疆、西藏、香港和臺灣問題，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甚至在對日本而言存在着巨大利益的經濟領域，也試圖與美國合作重構東亞乃至全球價值鏈，與中國脫鉤。
中日經貿關係逆勢向好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中日經濟關係受到了新冠疫情的重大沖擊，兩國的經貿交往仍然表現良好。兩國高水平的經濟往來，顯示了雙方在經濟領域存在的互補性和價值鏈分工的韌性，雙方的經濟往來不僅給兩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在各自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及政界人士必須認清中日經濟關係的大局，維護雙邊活躍的經貿活動，並以此促進中日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中日經貿關係出現了積極向好、穩定發展的勢頭。兩國間的貿易在2015-2016年曾連續兩年下滑，達到了低谷，然後重回上升勢頭。2020年世界經濟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但該年的中日貿易總額僅僅比前一年下降了0.2%，顯示了高度的穩定性。進入2021年以來，兩國貿易出現了大幅度的反彈。據日本財務省公佈的貿易統計數據，1-4月日本對華出口額達到606.705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7.1%；自中國進口額爲608.647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8.3%。5月份仍然繼續保持較高增長，出口和進口同比增長率分別爲23.6%和4.8%。
在中日進出口貿易穩定向好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日本出口對象國中，2017年以來日本對中國出口已經接近對美國的出口水平。中美兩國在日本的出口總額中所佔的份額均接近20%。2020年這一份額出現了變化，對華出口佔比達到了22.1%，對美出口則下降至18.4%。中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因此在貿易總額方面，中國也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2020年日本對華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達到了23.9%。
近年來中日貿易的穩定發展，主要得益於中國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和不斷深化的東亞價值鏈分工。儘管2015年之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新常態，但是仍保持了中高速的穩定增長，在這一過程中產業技術和國際競爭力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提升，這是中日貿易保持穩定發展的最根本的原因。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傳播，對世界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打擊，世界經濟的衰退超出201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幅度。各國生產停滯、國際人員交往和貿易中斷，對國際經濟貿易產生了嚴重影響。但是中國舉全國之力，率先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傳播並實現了復工復產，避免了經濟嚴重衰退的局面，成爲世界大國中唯一實現全年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將會出現較高的增長。這對周邊國家、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復甦都將產生極爲重要的拉動作用。
東亞價值鏈分工促日資企業加大對華投資
在分析中日經濟關係時不可忽視的是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形成的價值鏈分工。進入21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超越了以往被稱爲“雁型發展模式”的產業間合作方式，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進入了產業內特別是產品內部分工的發展階段。國際企業依據東亞高度開放的市場環境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細分生產工藝並將其配置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以東亞爲中心的全球價值鏈環節。全球價值鏈分工在爲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爲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和提升其國際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從而實現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更爲深入地實現了區域內部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融合。在這一區域產業經濟發展模式下，日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除了受到世界金融危機衝擊出現了短暫的下降之外，在企業數量等方面呈現了穩定上升的趨勢。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海外投資企業主要分佈在亞洲，中國和東盟是日本企業的兩個主要投資國家和地區。海外日資企業的生產在日本總產出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據有關統計，2016年世界範圍內的日資企業（包括日本國內企業）的生產額約四分之一是由海外日資企業完成的。擁有海外當地法人的企業集團其全部生產額的四成在海外生產。從行業角度看，海外生產比率最高的行業集中在運輸機械、通用機械、信息通信等領域。日本企業通過在亞洲的大規模直接投資和生產階段的區域內配置，對東亞區域的價值鏈構建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並在東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提升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合作模式：日本企業在當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採購比例不斷上升，產品在當地市場的銷售比例也穩步提高。由於中國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在華日資企業的經營重點已經不再是以中國作爲生產據點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出口最終品，其銷售的重點已經轉爲中國本地銷售。
日本政府應積極推進中日合作
新冠疫情的暴發加速了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這種大變局尤其聚焦在亞太地區。究竟是通過加強合作應對正在發生鉅變的國際結構，構建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新的國際秩序，還是沿襲舊的冷戰思維，試圖促成世界的分裂，形成新的冷戰格局？這是擺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美國盟友面前的重大選擇。在新冠疫情發生的初期，日本政府出臺的社會經濟對策就包括了發放政府補貼，支持日資企業從中國撤回日本或轉移到東南亞國家，以降低生產過於集中在中國存在的風險。但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是力度較小，二是在華日資企業大都有穩定的經營和良好業績，所以基本上沒有發生效果。這類政策的經濟意義並不顯著，其原因在於重大的經營決策是企業依據市場情況做出的，政府的政策未必能夠正確反映市場信息，或者政策更多地含有政治意義。
疫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價值鏈分工存在的一些弊端。後疫情時代也會根據情況進行適當調整。但是當今的國際分工體系是企業在市場的引導下構建的，有着較強的生命力。只要不發生激烈的國際經濟秩序動盪，局部的政治行爲是難以撼動這一分工體系的。相反，去年東亞15個國家剛剛簽署RCEP，協定的生效將極大地促進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
加強合作努力形成合作的國際治理結構，是各國應該努力的大方向。日本政府近期的政策有些偏離了上述的大方向。美國拜登政府基本上繼承了特朗普強硬的對華政策路線，並且大力與盟國合作試圖全方位地圍堵中國，迫使中國退出國際經濟體系。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日本政治家似乎嗅到了機會，試圖從美中對抗中謀求更多的利益。日本政府不僅在政治安全領域加緊靠攏美國，對華動作頻繁，甚至在經濟上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圍堵中國。當今中日經濟進入戰略競爭的階段，日本追求已經過時的“政經分離”路線，一方面在對華經濟合作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緊跟美國對中國形成圍堵之勢，這是非常投機和危險的，也是不能持續和成功的。
從上述中日經濟關係和東亞深化的國際分工體系帶給各個經濟體的巨大經濟效益的情況看，大國和地區之間存在的緊密的經貿人文交往，與過去東西方對峙的冷戰時期完全不同。世界不會再回到過去的道路上，相反深化全球及區域內部的合作，堅持多邊自由貿易主義，是今後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希望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能夠清楚地認識到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局，積極推進中日兩國以及東亞區域全方位的合作。在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兩國在社會經濟衆多領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間和潛力，加強合作、實現共贏，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