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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習得某項特定技能時，你的大腦會發生變化，會有神經層面的重組。這一更新會在你的左腹側枕顳區留下一塊專業化的區域，影響大腦右半球裏的面部識別機制，削弱你進行整體視覺加工的傾向，提高你的語詞記憶並使你的胼胝體增大，而胼胝體正是溝通大腦左右半球的“信息高速公路”。
如何解釋這些神經與心理層面的變化？
你的文化程度可能很高。在你——或許還是個兒童時——學會閱讀後，大腦便會重組，以更好地適應你的努力，這既有功能性，也是你的心智於無意間造成的結果。
如此一來，要解釋你大腦裏的這些變化——如胼胝體增大，面部識別能力弱化——我們就需要追問：你的父母、社羣和政府是從何時起開始認爲閱讀能力是每個人所必需的？爲什麼會這樣？在此，一個神經科學與認知之謎轉化爲了一個歷史問題。
當然，書寫系統已有數千年曆史，早在古代的蘇美爾、中國和埃及就已確立起來，但絕大多數文明社會裏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閱讀能力，且這個比例一般不超過百分之十。人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認爲每個人都應當學會閱讀的？它也許與19世紀經濟的迅猛增長相伴相隨？或者這種想法來自18世紀啓蒙運動中推崇理智與合理性的知識階層？
不，它來自16世紀的一項宗教性的突變。經歷了此前幾個世紀的週期性醞釀，“人人都應當能自行閱讀和解釋聖經”這一信念在歐洲迅速地傳開，並推動了宗教改革的爆發，其代表性事件即是馬丁·路德1517年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新教徒開始相信，男孩和女孩都必須自行學習聖經，以便其更好地認識上帝。在新教的傳播過程中，英國、瑞典及荷蘭受衆羣體的識字率已超過了當時更加國際化的意大利和法國。爲了永恆的拯救，家長和政治領導人都想方設法確保孩子的閱讀能力。
經濟學者薩斯查·貝克（Sascha Becker）與羅哲·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的研究團隊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最爲嚴謹的檢驗。包括路德自述在內的史料表明，在德意志諸邦範圍內，新教是從路德的根據地維滕堡（薩克森公國）開始向四方擴散的。貝克和沃斯曼考察了19世紀普魯士的識字率與入學率數據，指出新教徒數量較多（與天主教徒相比）的郡縣在識字率與入學率方面亦佔優。這就體現出一定的相關性。二人還表明，得益於歷史上以維滕堡爲中心的擴散，距離維滕堡每遠100公里，郡縣裏的新教徒比例就要降低10個百分點。隨後，藉助少許的統計學技巧，他們從這一模式中捕捉到了新教在傳播過程中的變異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變異來自宗教改革的“震波”，它從維滕堡這個“震中”向外擴散。最後，他們指出更多的新教徒數量確實導致了更高的識字率和入學率。全新教郡縣的識字率比全天主教郡縣要高出將近20個百分點。後續的研究聚焦瑞士的宗教改革，那裏的“震中”是蘇黎世和日內瓦，發現其模式與德意志諸邦驚人地相似。
路德在維滕堡的住所 圖片來源：Stephencdickson/CC BY-SA 4.0
新教對識字率和教育的影響，放到今天也依舊清晰可見，如新教和天主教在非洲與印度的傳播就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非洲，20世紀早期（年代已經相當久遠）的新教團體活動區域，在識字率上比天主教團體活動區域平均而言要高出16個百分點左右。在某些分析裏，除非直面與新教佈道者的“屬靈之爭”，否則天主教的傳播對識字率幾乎沒有影響。類似的效應在20世紀早期的中國同樣可見。
新教對聖經閱讀能力的強調改變了天主教的實踐，並且在無意間奠定了現代學校的基礎。經歷了反宗教改革的烈火之錘鍊，耶穌會也採納了許多新教的做法，其中就包括對就學和世俗技能的強調。一項針對巴拉圭、阿根廷與巴西交界處的原住民的研究發現，一個社羣離歷史上的耶穌會教團（存在於1609年至1767年）越近，它在今天的識字率也就越高。比較而言，在同一區域內，與方濟各會相鄰與否則與其現代識字率沒有關係——方濟各會的誕生比宗教改革早三個世紀，沒有接納新教的價值觀。
全民的、由國家撥款的學校教育這一理念，在宗教理想中有其根基。最早在1524年，馬丁·路德就強調稱父母應保證孩子能識字，而世俗政府也有興建學校的責任。這種受宗教驅動而創辦公立學校的做法，讓普魯士成爲了公立教育的典範，這一模式隨後又爲英美等國所效法。
1560年，宗教改革的浪潮傳到蘇格蘭後，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及其改革派同志也呼籲爲窮人創立免費的公立教育，他們爲此辯護的理由也是每個人都需要掌握相關的技能，以便更好地認識上帝。如此一來，辦學的重擔就落到了政府頭上，世界上第一筆地方學校稅於1633年開徵，1646年又再加徵。
這一全民教育的早期實驗也許正是蘇格蘭啓蒙運動的助產士，它造就了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等一衆明星知識人。一個世紀以後，這一小片區域的勤學好問之風又讓法國的伏爾泰感嘆道，“談起何謂文明，我們就將目光投向蘇格蘭。”伏爾泰是在胡格諾派（法國的加爾文主義者）的控制區域長大的，上的是耶穌會學校，啓蒙運動裏的其他一些明星人物如狄德羅、孔多塞等也有相似經歷。盧梭的讀寫能力則極可能來自信奉加爾文宗的父親，彼時他們定居於新教主導的城邦國家日內瓦。
識字率、路德以及你的左腹側枕顳區的故事不過是一幅宏大的、目前初具雛形的科學圖景的一小部分。我們的心靈、大腦乃至於我們的生物學構造，從方方面面看，均受到上一代人傳給我們的社會規範、價值、制度、信念以及語言的深度塑造。透過設置激勵和定義約束條件，這個由文化建構起來的世界形塑了我們的思想、感受和意識——它修正和校準着我們心靈的運作方式。
本文作者Joseph Henrich系哈佛大學教授，主攻進化生物學，近期著作有《世界上最古怪的人：西方人的奇特心理與現實繁榮從何而來》。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