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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7月23日向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致信，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和海洋主張，宣稱中國在南海的相關主張“沒有法律依據”。7月27日，中國外交部對此作出迴應，澳大利亞的有關言論，罔顧事實，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表似乎堅決反對。
從7月9日終止與中國香港的引渡協議、到7月21日在南海與美國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舉行聯合軍演，再到時下跳出來反對中國的南海主張，澳大利亞在甘當美國“馬前卒”的路上越走越遠。
近年來，澳大利亞對南海事務經歷了“觀望中立”到“謹慎介入”，再到“積極介入”的政策演變過程。在陸克文和吉拉德執政時期，澳大利亞政府對南海問題的表態相對剋制，在南海事務中基本持中立態度。到了阿伯特執政時期，澳大利亞逐漸放棄中立立場，以南海地區“利益攸關者”身份謹慎介入南海事務。此後，從特恩布爾執政時期開始，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從“謹慎介入”轉變爲“積極介入”，隱晦甚至公開反對中國的南海主張和行爲，對華態度趨於強硬。
海南師範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研究員劉鋒認爲，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南海事務的轉變，特別是現在莫里斯政府的激進表態，很大程度是澳大利亞主動跟隨、配合美國政策立場的結果。澳大利亞是典型的南海域外國，也就註定澳大利亞不論怎樣上躥下跳，都掀不起任何波浪。
時下，莫里斯政府“攪局”南海事務，目的並不是單純。作爲大洋洲國家的澳大利亞，根本沒有資格在南海事務上說三道四，但由於南海域內人口多、經濟增長潛力大，特別是在疫情過後，國內經濟低迷的背景下，澳大利亞希望通過插手南海事務，來增加自身與該地區的經貿聯繫，刷新澳大利亞在亞太事務中的存在感。此外，通過插手南海事務、說一些和做一些美國不方便說的話，也是向美國遞“投名狀”，進而增加美國對澳大利亞的“信任”。
不過，劉鋒認爲，澳大利亞緊跟美國在南海事務中刷存在感，並不是明智的行爲，畢竟從經貿往來就不難發現，澳大利亞在經濟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很大，澳大利亞的舉動只會讓中澳關係更加惡化，爲了爭當美國的“忠實盟友”，甚至不惜違背自己的國家利益。現在澳大利亞的一些政客基於一貫的冷戰思維定式，跟着美國在南海事務上叫囂，看似增加了澳大利亞與中國的博弈籌碼，但澳大利亞軍事實力較爲有限，也就決定了澳大利亞在這場“豪賭”中必輸無疑。
澳大利亞對南海事務的無端干涉，不僅無助於地區的和平穩定，反而只會讓南海問題更加複雜化。近一段時間以來，南海形勢趨穩向好，充分說明了域內國家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協商和平解決爭議。中澳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也不存在海洋爭端，合作交流機會遠遠大於共同面臨的挑戰。兩國應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加強合作，積極拓展雙邊共同利益範圍，相互尊重，相向而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不斷爲兩國和兩軍關係發展增添積極因素，形成一種合作雙贏的戰略格局。
（來源：海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