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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劉莉莉

上午收到尚軍師兄發來的信息，“崔老師今晨昏迷了，我這會過去。”

我心裏一沉，一種不好的預感涌上心頭，但極力說服自己，沒事的，住院搶救是常事，崔老師會好起來，我們還相約週二去醫院看他……

然而，就在十分鐘後，師兄的信息又來了。

“崔老師10點35分走了”

師父啊，您爽約了。

……

崔峙老師是我的母校外交學院退休教師，我畢業的系名叫國際法系，從1996年開始招收本科生。張汶師兄、尚軍師兄、黃敏達師兄、刑徵師兄、杜鵬師兄便成了我們的“開山大師兄”，這一屆學生中還出了一位外交部翻譯“女神”張璐。

96級星光燦爛，是外交學生國際法系第一屆本科生，也是最優秀的一屆學生。可謂一出道，就是高峯。他們有着共同的師父師孃，就是崔峙老師和袁慧燕老師。

輔導員崔峙老師帶第一批學生的時候，正處而立之年，風華正茂，卻是36個小夥子大姑娘的“爹”。等我2003年進入國際法系時，崔老師已升職爲系黨總支書記。相比“崔書記”，我們更願意叫他“崔頭兒”。

崔老師和袁老師膝下無子，便將全部的愛給了學生們。那種愛，深沉濃厚，已遠超師生之情，而是亦師亦父，亦兄亦友。崔老師愛學生，會叫一幫孩子回家包餃子打牙祭，也會爲了一個學生的前途和校領導據理力爭。

而我與崔老師袁老師夫婦的真正情分的開始，卻是在本科畢業之後。一次，尚軍張汶等師兄創立的“秋實”獎學金頒獎，我應邀出席，有幸與崔老師同行。路上，他遞給我一張照片，我吃了一驚，因爲那竟是他和我父親的合影。

原來，我父親年輕時曾被外交部選派到外交學院讀英語，和崔老師有了同窗之誼。對於這段交往，崔老師在我讀本科四年期間一直諱莫如深，是不想年輕的我因有“靠山”而驕傲，也不想我因“有一雙注視的眼睛”而產生心理負擔。

“可我一直關心着你，如果你遇到困難，我隨時準備‘出手’，可你一直都挺好的。”崔老師笑着說。

而那時的我，早已淚流滿面。

自那以後，我因各種機緣，與96級的大師兄們熟識起來，成了“小師妹”，享受了一把“團寵”。我也開始跟着他們，叫崔老師和袁老師“師父”“師孃”，那是我的榮幸，亦是我的福分。

師父師孃也把我當成了他們的孩子，對我這個“小女兒”的愛，不再保留。每當我寫了新的文章，無論好壞，他們都會第一個點贊轉發，像極了無條件以女爲榮的老爹老媽；而每當逢年過節，我給二老送點月餅螃蟹券，師孃總會嗔怪一聲，“別亂花錢，你還得養孩子吶！”

神仙眷侶是啥樣，我想一定是師父師孃那樣。他們是那樣恩愛、樂呵，對生活充滿了熱情，朋友圈中不是美景就是美食，看完了將你的負面情緒一掃而光。

兩人攜手駐外溫哥華，一起觀晚霞、看極光、秀恩愛、撒狗糧，演繹愛情與親情的模樣。師孃曾發過一個朋友圈，是和師父從年輕到老的九宮格合影，並寫着“相識、相知、相愛、相伴，每天都是充實、幸福的”。

然而，厄運還是來了。2019年底，夫妻二人竟雙雙查出罹患癌症，師父的病情更重一些，師孃爲了照顧他，也顧不上自己的病情。但兩人的樂觀勁兒，一點沒改，師孃給我看師父手術後切下來的腫瘤，以及她化療後剃光頭髮的照片，還是樂樂呵呵的，卻沒看見，我的眼角含着淚。

再往後，師父師孃依然快樂着，吃不了大餐就曬餃子，出不了國就拍學校的花朵、晚霞。一時間，我似乎忘了他們是病人，忘了有天會別離。

上星期四，我跑去張汶師兄的律所玩，問起崔老師的病，才知道他又住院了。汶師兄語氣沉重，對我說“有空去看看師父吧，恐怕就這一兩年的事了”。我心裏難過，回到家便馬上給師孃發了微信，相約去醫院探望。師孃是一如既往地乾脆，師父卻回信說，“你們工作都那麼忙，就不用來了，等我好了咱們再聚！”我回答說：“要去的，工作沒有看您重要。”師父便笑着應允了。

那是師父和我最後的對話。

得知師父又病重後，我心裏一直在想，與老人最後的相聚，真是見一眼少一眼，誰知，師父連一眼也沒留給我。

而留給我的，只有懊悔。我後悔沒立即跑到醫院看望師父，也沒有在師孃身邊給她安慰。我們總覺得，再等等，等掙更多錢，當更大的官，便一心一意承歡膝下，總會有時間，總能有機會，但子欲養而親不待，留給我們的除了遺憾還有什麼？

人生，等什麼呢？

就在今天，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師父，一位如兄如父的好長輩，這個世界少了一個真心愛學生關心學生的老師，少了一個善良熱情的好人。這是最深切的痛楚。好在，我們還有機會，好好關愛師孃，就是對師父最好的慰藉。等再看到她，我還會像以前那樣，靠在她的肩頭，問她過得好不好，像一個女兒一樣。

親愛的“崔頭兒”，敬愛的師父，一路走好！

（來源：亞太日報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