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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無疆”懲戒治療抑鬱症被指施暴
辦遊學營“治病”，學員稱受到語言辱罵、挨戒尺、扇耳光等暴力，警方介入調查；創辦人曾因傳銷被判刑
儘管已經過去了快兩年，蘇星還是偶爾會夢到她在“大愛無疆”遊學營裏被“懲戒”的經歷——有人用戒尺打她屁股。
她16歲確診躁鬱症，“走投無路”的父母嘗試了無數種方式，在她20歲那年夏天，將她帶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參加一個叫“居裕然”的人開辦的遊學營。
在那裏，所有人都換上了統一的制服，飯桌上每個孩子都要向父母敬酒，不守規矩要接受“懲戒”。蘇星嘗試過逃跑、報警，但最終還是被送了回去，接受“懲戒”。
5月1日，居裕然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稱，他提倡“東方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使用戒尺來“懲戒”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一種手段，能“恢復家風”。他把自己比喻成“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開辦“大愛無疆”是爲了拯救痛苦的家庭。“這些孩子都是我的兒女，我在用生命喚醒他們。”
但在蘇星看來，居裕然是她生活中的陰影，家庭關係的破壞者。她在網上發帖，講述自己的經歷。一些去過遊學營的孩子也站了出來，他們大多是家長眼中的“問題少年”——患有抑鬱症、躁鬱症等精神類疾病，在父母的“哄騙”下加入遊學營，被居裕然要求斷藥，受到了語言辱罵、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5月6日下午，接到報警的鹽城市鹽東派出所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5月2日接到過一起未成年人報警，稱“大愛無疆”是一個“傳銷組織”，該案已立案調查。
目前，“大愛無疆”鹽城遊學營已經提前結營。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現在開始進入集體靜默，同時暫不接受新家庭的諮詢。”
正在接受居裕然“鏈接”的蘇星一家。
“走投無路”的父母
蘇星和媽媽李芳對家庭關係徹底破裂有着不同的表述。
蘇星認爲，起點是父母接觸了“大愛無疆”這個機構。它宣稱能解決“人生無目標、學習無動力、磨蹭拖拉、沉迷網絡、初戀漩渦、厭學逃學、休學輟學、黑白顛倒、啃老蝸居、對抗父母、親子關係、夫妻關係”。她的父母把它當作了“救命稻草”。
但在媽媽李芳眼中，家庭關係變差是從蘇星高中時確診“躁鬱症”開始的。女兒生病以後，她和丈夫產生了內疚的情緒，“對她太好了，什麼都遷就她，她對我們的要求越來越多。”以至於蘇星成年以後，獨自在武漢生活。平時幾乎不回家，拉黑了母親的聯繫方式，偶爾只跟父親交流。
李芳其實一直無法接受女兒得了“躁鬱症”這件事。她和丈夫都是醫生，但在她看來，女兒除了頭暈、厭食等生理症狀外，沒有什麼不對勁。她不認可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法、開的藥物，因爲“藥物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還有很多副作用”。
“大愛無疆”與李芳的想法不謀而合——居裕然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只承認因腦外傷、神經受損引起的精神類疾病，抑鬱症這類的“心理疾病”都不存在。“大愛無疆”宣稱他們幫助了一百多個被專家確診爲抑鬱症、強迫症、自閉症、狂躁症、精神病等被迫服用精神類藥物、住過特殊醫院的孩子斷掉藥物。
李芳第一次聽說居裕然和“大愛無疆”是在2018年1月，朋友介紹說居“氣場很足，在治療孩子的精神疾病上有一套”。
在此之前，李芳曾多次尋求專業醫生之外的幫助，頻繁地參加各種類型的家長智慧課堂、講座，去過廣東佛山、浙江杭州。但她覺得這些活動都沒效果。
當年5月，李芳和丈夫參加了“大愛無疆”在武漢茶樓裏的一場“分享會”。一個叫“素紅”的老師告訴在座20多位家長，要分清“感情和原則”，對不聽話的孩子，必須要進行“懲戒”，這是中國傳統的家風，也是父母不可讓步的原則。
後來，他們和居裕然單獨通了話，問他怎樣才能緩解和女兒的關係，居裕然給出的建議是，“斷掉蘇星的生活來源，讓她回家住”。
李芳說，他們按照居裕然所說的，不再給蘇星打生活費，不久後，蘇星果然搬回了家。這讓李芳覺得，居裕然很有本事。
草原上的遊學營
2018年7月，父母向蘇星提出，想和她一起去“大愛無疆”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參加遊學營，爲期十天左右。
父母爲這次遊學花費了9萬元。他們將和十餘個家庭一起，遊玩景點，享受機構負責人居裕然的“個案輔導、深度鏈接、全家調整”。
在“大愛無疆”官網上，被稱爲“居爸”的居裕然身穿一件藍色Polo衫，光頭，身材高大、微胖，笑着倚在一棵樹上。他的頭銜很多，是“公益家教創始人，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全國20多所中學名譽校長，法國尼斯大學DBA在讀。”
蘇星不願意去，但架不住父母越來越強硬的態度，他們嘮叨：“邊玩邊學，很輕鬆”、“去了之後跟居裕然聊一聊，如果他說得有道理，你就在那待着，如果沒道理，隨時都可以走”。
到了草原後，蘇星一家三口被安排住進了蒙古包。他們去了額爾古納，那裏有一望無際的草地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居裕然帶着他們騎馬、看蒙古族的表演、參加篝火晚會，還安排了拔河比賽、跳舞等親子游戲。
父母們都表現得很興奮，但蘇星沒心思。她感覺自己抑鬱情緒發作，心情低落、焦慮、失眠，不想參與集體活動，看着滿桌子的菜也只覺得噁心反胃。她帶上了醫生開的藥，每天吃四分之一片。“但我父母都覺得我是沒病裝病，逼着我出去，說不去就不給我生活費”。
遊學過程中，居裕然把蘇星一家叫到了他的房間裏，一對一“鏈接”。居裕然詳細問了蘇星家庭中出現的問題，並全程錄像，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聊完以後，居裕然下了論斷：蘇星沒病，她的“情緒”是因爲父母太過驕縱，加上平時和父母溝通不暢造成的。居裕然勸蘇星把藥停了，回去上學，或者去他朋友開的美容店裏上班。
他還讓蘇星在紙上寫下了對父母的要求，蘇星寫了一句“希望父母多尊重我”。蘇星說，“當時他的態度很好，我的態度也很好，我也跟他講了很多真心話，希望他可憐我，放過我算了。”
“懲戒是一種家規”
很快，蘇星發現，參加遊學營的孩子很多都是被父母“騙”進來的，他們大多數只有十幾歲。都帶着牴觸的心理——有孩子不願意起牀參加活動，也有孩子鬧着要自殺。面對這些“不守規矩”的孩子，居裕然會用自己的方法來進行“教育”。
有個愛打遊戲的男孩，認爲自己就是遊戲裏的“李元芳”。居裕然和工作人員拿着馬克筆，在男孩的臉上反覆寫他真實的名字，一邊寫，一邊罵“不認祖宗、不是人”。後來，男孩的故事被“大愛無疆”當作正面事例在官網宣揚。
蘇星還看到，營裏有中途擅自離開的男生，回來之後，被一羣人按倒在地，“使勁地扇他耳光、用筷子撬他的嘴巴、還把椅子直接砸向他。”
她嚇壞了，第二天就偷偷買了回家的機票，在機場報了警稱居裕然“搞傳銷”。因爲沒有證據，警察將蘇星送回了遊學營。
回到遊學營後，居裕然說蘇星犯了錯，必須接受“懲戒”，掏出了一根30釐米長的戒尺，和蘇星父親一起打了她30下，打到屁股上全是傷。
居裕然從不避諱“懲戒”的事實，甚至把它當作一個宣傳的噱頭。據“大愛無疆”公衆號介紹，用戒尺“懲戒”被稱爲“喝湯”，因爲“戒尺是竹子做的，簡稱‘竹片’，打在身上‘噼裏啪啦’響，‘湯’即被懲戒者靈魂深處流下的眼淚，戲稱‘竹片噼啪湯’”，是該機構“最具特色、最爲震撼的精神大餐”。
“雖然法律規定了不能打子女，但我極力擁護老祖宗的‘懲戒’的遺訓，懲戒是一種家風、家規”。居裕然對新京報記者說，“懲戒”和毆打不同，是有度的，他們只“懲戒”18歲以下的孩子，一次打男孩的手或屁股30下，女孩的手或屁股20下。
“‘懲戒’的目的在於讓孩子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線，不能以下犯上，很多孩子被‘懲戒’之後都是心服口服。”居裕然說。
接受“懲戒”後的蘇星想，不如裝乖熬過這幾天。她不再反抗，在飯桌上聽話地給居裕然敬酒，還讓父親挽着自己的胳膊，裝作很親密的樣子。“但我心裏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只是不想再捱打。”
無法彌合的鴻溝
在遊學營順從地繼續待了三四天後，蘇星和父母一起回到了湖北老家。帶回家的還有居裕然贈送的一把30釐米長的木戒尺，上面印着他的“語錄”：“原則面前絕不讓步、感情面前絕不含糊。”
這趟遊學營之後，媽媽李芳把居裕然當成了指引自己家庭的明燈。每天，她都會誦讀居裕然贈送的《居說集》，還會抄寫、背誦，“居說，內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居說，道德的本質，是心中有他人”。不僅如此，她常常在“大愛無疆”建的微信羣裏反饋自己的閱讀心得。
她和丈夫跑遍各地參加居裕然的“大講堂”，第一次4800元每人，之後每次收費幾百元。“大講堂”中，居裕然傳遞自己的教育理念，講“成功”的案例，除了家庭關係外，他還講職場關係等各種話題。
在一次講座時，居裕然提到“有四個廁所的房子風水不吉利”，李芳想到自己家正好有四個廁所，便盤算着要不要把房子賣掉。
只要碰到問題，李芳都會說，“要不要打電話問問居爸？”她認爲，居裕然的眼光很“毒辣”，一針見血地看出了家裏的主要問題是對孩子的溺愛，而且每次回消息都非常及時，“能讓我們在慌亂的時候鎮定下來，給我們一個方向”。
但蘇星卻覺得，和父母之間的鴻溝不但沒有彌合，反而變得越來越大了。
以前，父親幾乎不對蘇星使用暴力，但從遊學營回來以後，蘇星被父親打過兩次。第一次蘇星的手被打骨折了，剛打上石膏沒多久，又和父親發生了衝突，石膏碎了一地。
回憶起這兩次衝突，李芳對新京報記者說，“是我們太心急，對‘懲戒’的執行不到位才造成的。”
深信不疑的家長們
24歲的王夢在參加“大愛無疆”的遊學營後，家庭關係也發生了改變。
父母不再給她生活費，她從家裏搬了出來，漸漸和父母失去了聯繫。“但居裕然會把這當成一種宣傳的手段，說到他那兒調整以後孩子都走出家門、自力更生了”，王夢說。
王夢在高中時被確診爲抑鬱症，隨後休學。去年夏天，她被父母以旅遊爲名帶到了在內蒙古的遊學營。在營裏，因爲不服管教，王夢被居裕然稱爲“無法管教的畜生”，多次被戒尺和木棍打了屁股、小腿。
抑鬱症患者張婷一家也同樣接受過居裕然的“調教”。
張婷的母親回憶，別人介紹居裕然說是時下最厲害的人，只要跟他一見面，他就能洞悉對方內心，清除對方內心的雜草。“當時我家女兒正處於低谷期，我想能遇到這樣的人太好了。”
在張婷一家和居裕然的對談中，居裕然說自己從不認可心理醫生，心理醫生的那一套都是西方的東西，就是將人對號入座，實際上每個孩子都沒病。爲了佐證這一觀點，他還拿自己舉例，說自己曾被診斷患有十幾項精神疾病。
“這一點讓我父母特別信服他，因爲我媽從來不想承認我有病，她對抑鬱症這種說法特別反感。”張婷說，只要提到心理醫生，居裕然就氣得跳腳，像是被戳中了敏感點一樣。
在“大愛無疆”機構中，有工作人員曾考過心理諮詢的證書，居裕然會強調，不允許用心理醫生的那一套對待孩子。
在遊學營，張婷父母把居裕然當人生導師，道別那天，張婷母親在居老師面前哭了。但離開遊學營後，她和丈夫反思，遊學營對他們的幫助並不大。“他肯定幫到了某些家庭，但他也不是神。”
張婷一家沒再和居裕然聯繫，“除了效果一般外，我們家也確實不適合，收費太貴了，是有錢人的遊戲。”
事實上，像李芳這樣對居裕然深信不疑的家長不在少數。在“大愛無疆”公衆號上，許多父母把居裕然稱爲“鐵人、俠客、非人類、靈魂擺渡人、上天派下來驅魔的怪獸”。
不可磨滅的陰影
但最近，蘇星和王夢發現這個父母眼中的“完人”曾經因爲傳銷坐過牢。
據新華網報道，2007年9月，遼寧省通報了十大傳銷案件，其中便涉及居志國，後被判刑。
5月1日，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居裕然承認自己就是該案中的“居志國”。“我改了名字，因爲居志國有一段那樣的歷史，而我在輔導企業家的過程中，也會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很多人都會以此攻擊我。”
從監獄出來以後，居裕然開始做“家庭教育”。他的初衷是“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高知家庭的兒女教育很失敗、過得並不快樂”，而他的女兒被教育成了一名教師，自己有成功的教育經驗和人生閱歷，可以當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去拯救這些家庭。“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兒女，我是他們的父親。”
可對於蘇星而言，遊學營的“懲戒”在她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
這些年，她夢到過自己被居裕然和父親用戒尺打；也夢到過自己去了居裕然要她去讀的學校，夢境中的自己坐在教室裏，很膽小，只會呆呆地看着書。
躁鬱的症狀也沒有得到緩解。蘇星常常一下特別興奮，一下又很低落，情緒變化很快，吃不下東西，不想說話。
回家以後，父母偶爾會要求蘇星去見見“居爸”。去年5月，蘇星在武漢見了一次居裕然，她有些害怕，叫上了自己的乾媽。那次見面，居裕然跟蘇星說，希望她去上學，而且自己有辦法幫她弄到文憑，只要給他幾十萬。
見面後，蘇星的乾媽給李芳打電話說，“你們教育孩子還是要靠自己，花那麼多錢請別人不靠譜。”但李芳不以爲意。
蘇星感到，家裏的一切似乎都在居裕然的掌控之中，被他事無鉅細地支配着。父母對居裕然的狂熱讓蘇星感到害怕，“就像是邪教一樣”。
於是，蘇星開始在網上發帖，講述自己在遊學營時的經歷。很多孩子紛紛跟帖，他們大多有抑鬱症等精神類疾病，在父母的哄騙下加入遊學營，被居裕然要求斷藥，受到了語言辱罵、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蘇星、王夢等人建了維權羣。他們收集了居裕然在遊學營裏的打人錄音和視頻，在網上舉報。
15歲的高凡也加入了其中。他因爲沉迷遊戲休學在家，被父母帶進了今年的鹽城遊學營。5月1日凌晨，趁父親睡着時，高凡偷偷從遊學營的衛生間窗戶跑了出來，報了警。警察做完筆錄，因高凡未成年，便讓父母把他帶了回去。
5月6日下午，鹽城市鹽東派出所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5月2日接到過一起未成年人報警，稱“大愛無疆”是一個“傳銷組織”，該案已立案調查。
受傷害的孩子們還質疑“大愛無疆”的辦學資質。5月6日，鹽城市亭湖區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員回覆新京報記者，從“大愛無疆”的辦學範圍來看，不屬於語文、數學等學科類教學，不在教育局的管轄範圍內，只需要市場監管部門審批通過即可營業。
目前，“大愛無疆”鹽城遊學營已經提前結營。高凡發來的一張截圖顯示，在“大愛無疆”的江西羣裏，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現在開始進入集體靜默，同時暫不接受新家庭的諮詢”。
從派出所出來以後，在高凡的強烈要求下，父母決定帶他回江西老家。
離開遊學營前，他被要求寫下一封“情況說明”，承認報警是對居裕然的誹謗和全體成員的污衊。在“情況說明”的末尾，高凡作出承諾：“不再誹謗居老師和污衊全體成員，正確對待父母，好好上學，按時吃飯、睡覺，自己的事自己做。”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