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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節子（Setsuko Hikita）每天的工作是在東京繁忙的地鐵系統裏賣零食和報紙，她把僱主在地鐵裏的小報攤經營得井井有條。因爲節子工作努力，她的公司給了她嘉獎，但沒給她的是基本的同工同酬。

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節子比她的很多同事少掙了930萬日元（約58萬人民幣），而且也沒有退休津貼等福利。這並不是因爲她的同事比她更有經驗或能力，只是因爲他們是終身僱傭制員工，而節子不是，她是一個合同工。

所以節子決定起訴。上個月，在時隔6年多之後，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終於下來了。法院判決節子的僱主沒有義務向她提供與具有終身僱傭身份的員工相同的退休津貼。

雅虎新聞的報道稱，這項裁決進一步加深了日本所謂的在終身僱傭制下的正式員工與合同工之間的長期分歧，以及兩個羣體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分化。

日本終身僱傭制是戰後時代的產物。當日本試圖重建被破壞的經濟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激增時，該國企業與員工達成了一項協議:企業將保證員工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直到他們死去的那一天。作爲交換，員工將終生爲企業效力。

整個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意味着大多數員工都選擇了終身僱傭制。在該制度下，這些終身僱傭制員工每年可以得到兩次獎金，每次的獎金數量相當於至少一個月的工資，有時甚至更高。他們還能享受很多福利，包括住房和慷慨的養老金計劃。但這一制度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改變，當時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企業要求在勞工決策方面有更多自由。

接下來的幾年裏，日本法律開始向有利於僱主的方向變化。到2018年金融危機結束時，合同工的數量急劇上升。最新的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日本有37%的勞動力是合同工，比20世紀80年代上升了21%。合同工更容易被解僱。他們的薪水較低，而且僱主也不需要向他們提供與終身僱傭制員工同等的福利。

2013年，日本的一項法律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並強制僱主給在其企業工作五年以上的合同工終身僱傭的身份。但由於該法律存在一些漏洞，所以其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本月，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國會發表講話時強調了應對合同工，尤其是女性失業率上升的必要性，並承諾要“堅決採取必要措施”。

這些承諾對勞工活動家來說太熟悉了。琉球大學(Ryukoku University)勞動法榮休教授若田茂(Shigeru Wakita)說，他們擔心，最高法院對節子一案的裁決給這種改革制度的誓言“潑了一盆冷水”。

節子54歲離婚之後來到東京，開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剛進公司的時候，我認爲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她說。但她很快發現，“合同工和終身僱傭制員工之間是有區別的，而且區別很大。”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