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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鄰里間擡頭不見低頭見本是常事，但以“疑鄰盜斧”的成見對鄰家投去異樣的眼光卻無疑令人生厭。日本基於臆想的“中國威脅論”對中國的“過度關注”大概就屬於這種情況。
與安倍政權相比，成立半年有餘的菅義偉政權在外交上建樹不多。從其近期的動作看，中國似乎成爲了“菅外交”的關鍵詞。作爲外交新手，菅義偉迄今唯一拿得出手的頭銜或許就是“拜登上臺後首位與其當面會談的外國領導人”。會談的最終成果則是那份充分體現了美國立場的“提及雙方將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就中國對印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影響交換意見，並就東海、南海、臺灣、香港、新疆等問題表達關切”的《聯合聲明》。
按照日本媒體事後的報道，日本方面對於該聲明在涉華問題上的大步倒退是存有疑慮的，最終只是迫於美方的壓力才同意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呈現日美首腦會談的成果。日本外務省發佈的日譯版《聯合聲明》與英語原版的微妙差異，則被解讀爲日本“反抗”美國的最後努力。按此邏輯，日本的“被迫反華”便成爲了以日美首腦會談爲觸媒的偶發性事件。但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認爲亞太政治格局絕非如此簡單。日本外務省在4月27日拋出的2021年度《日本外交藍皮書》正好印證了這一判斷。
《日本外交藍皮書》並非一般的智庫報告，而是由日本政府官方發佈的文書。按照外務省自己的說法，自1957年以來每年發佈的《日本外交藍皮書》是“對國際局勢變化以及日本所處外交環境的概括”。作爲一份嚴謹的報告，長達322頁，273次言及中國的2021年度《日本外交藍皮書》顯然不可能是在日美首腦會談後的十天時間裏臨時拼湊的“急就章”。或許個別內容會有所調整，但《日本外交藍皮書》中的絕大部分涉華內容無疑是經過長期準備的。
倘對日本外交做一番長期觀察，更不難發現：2021年度《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對中國在東海、南海等海洋行動的關切，乃至對中國執法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活動的指責都是日本的一貫立場，並不能簡單歸結爲在外交上受到了美國的脅迫。很多所謂的“首次”僅僅是指被記入到《日本外交藍皮書》而已。比如，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於中方的無端指責就早已在另一份政府文書——日本防衛省每年發佈的《日本防衛白皮書》中多次出現。
有些人喜歡用“牆頭草，隨風倒”來形容日本外交在中美之間的搖擺，認爲日本外交的方針就是追隨強者。然而這樣的思考多少還是有些片面。實際上日本在1950年代以後就一直被日美安保條約牢牢地束縛在美國的身邊，這種情況至今都未改變。雖然日本的外交可以在經濟、文化領域擁有較大的自由，但一旦涉及到軍事、安全，日本就必須無條件地迴歸美國的陣營。我們看到日本在經濟、文化上的對華靠攏，就如同植物的枝葉倒向中國，但其根莖卻絲毫未曾離開原來的土壤。有了這樣的認識，日本國會在2021年度《日本外交藍皮書》出臺一天後的4月28日，即批准了與中韓及東盟間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就不難理解。實際上，把政治相親和經濟活動分離開來的“政冷經熱”一直是日本對於中日關係的構想之一。
“軍事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貿易上依靠中國”，對於這種頗有投機嫌疑的做法，國際關係研究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兩面下注”。然而作爲三角關係中另外兩方的中國與美國是否可以接受日本心目中的理想狀態卻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一旦中美關係發生波動，日本必將面臨被迫選邊的情況，這纔是日本外交最大的課題。
從冷戰以來的國際關係史看，日本選擇美國一方已經成爲了歷史的慣性。但作爲一名國際問題的研究者，筆者還是希望日方能認清：日美軍事同盟固然在過去保護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但並不意味着日美軍事同盟本身即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在筆者看來，只有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纔是日本乃至東亞地區各國人民的福祉所在。某種體系在過去行之有效，並不意味着其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永遠維持積極作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外部環境的重塑或許就是修正自身前進之路的契機。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