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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以來，中印兩國軍隊在班公錯湖、加勒萬河谷等邊境地區發生衝突，並持續對峙。此次中印邊境對峙，外部環境更加複雜，給中印關係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邊界問題一直是中印關係中的歷史性難題，由於存在爭議地區，中印邊境摩擦時有發生，中印雙方一直力圖通過談判和磋商等對話機制解決問題，維護邊境和平，但邊境矛盾、衝突仍然不時出現。此次對峙，時間較長，影響較大。有三個特殊之處應當關注。
第一， 此次邊境對峙，發生在“中印建交70週年”的特殊時間節點， “龍象共舞”“中心攜手同興”的美好願景面臨考驗。
第二， 此次邊境對峙，發生在當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十分嚴峻的背景下，印度亦在疫情嚴重的國家之列，確診病例持續攀高，累計確診病例超過十萬，並進入全球排名前十。這是中印邊境衝突的新背景、新現實。
第三，此次中印邊境對峙，在西方輿論的過度聚焦之下，被置於“中國威脅論”的框架下歪曲解讀，美國更是站在印度立場攪局。印媒大肆炒作“中國入侵論”、“印中對抗論”，西方媒體也刻意將事件定性爲中國“單方面”對周邊“侵略性”行爲，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表示願從中斡旋。整個事態更加“被複雜化”了。
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金奈會晤，在攜手實現中印兩大文明偉大復興、攜手共創中印關係美好未來的方面達成了共識，但爲何短期內又出現了“對峙”局面？當下，印度當務之急是如何應對疫情在國內的蔓延，爲何還要殫精竭慮在中印邊境挑起事端？美國在其中又是什麼樣的角色和立場呢？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印度對華的複雜心態、中印關係的敏感脆弱再一次暴露了出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以後，印度對中國的態度可謂乏善可陳。從2月開始，印度的一些政客、媒體、學者就多番指責抹黑中國，各種“病毒陰謀論”甚囂塵上，並加入對中國“追債索賠”的陣營；4月17日，印度工業和內貿促進局（DPIIT）突然修改外資政策，要求所有“與印度有陸地邊界的國家”對印投資必須在政府准入路徑下進行，變更現有外國投資的印度企業所有權也需要獲得政府批准，這種增設投資障礙的做法具有針對中國的明確指向性；4月底，印度又出現“新冠病毒抗體快速檢測試劑盒存在檢測結果誤差”等不負責任的言論，宣佈停止使用中國病毒檢測試劑盒。由此可見，印度對中國充滿了臆斷、疑慮、詆譭、戒備、防範，甚至不滿與敵視，疫情的爆發催化了印度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印度民間也出現了一些“怨中排中”的現象。5月初以來的邊境對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複雜的、負面的心態的集中映射與爆發。
第二，印度的戰略野心，連同其戰略投機性和短視性一併表現了出來。印度一直妄圖蠶食中國領土，不斷挑釁試探中國底線，伺機而動。去年10月31日，印度政府正式實施《查謨-克什米爾重組法》，成立所謂的“查謨和克什米爾中央直轄區”和“拉達克中央直轄區”，將部分中國領土劃入印度行政管轄範圍。此次印軍越中印邊境線構工設障，造成了中方在拉達克東部阿克賽欽地區邊境巡邏障礙。事實上，近五年來，在中印邊境實控線一帶修橋鋪路，發展交通基礎設施，有意加強邊境地區的戰略力量和戰略地位。而今年的3月17日起，印度在應付疫情蔓延之餘，又在藏南地區快速修建完成連接中印實控線沿線地區的戰略要道的橋樑，並主張增加中印邊境實控線一帶的人力和基礎設施。可見，印度的地緣政治野心一直蠢蠢欲動，只要時機成熟，必然有所行動。5月初在中印邊境蓄意挑起爭端很大程度上也來自於印度對於戰略時機的主觀判斷。莫迪執政以來，描摹了一個“新印度”的圖景，成爲凝聚了印度大國目標的“印度夢”，在多極化趨勢和國際戰略格局調整的進程中，印度成爲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新地緣中心，印度提升國際地位，實現“大國夢”的確可謂遇到了最好的契機。但建立一個強大、發達、包容的新印度是應當以將印度的發展融入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流爲前提。但顯然，印度不具備這樣的戰略眼光。從軍事實力和地緣戰略佈局來看，印度與中國的差距明顯。但目前中國正承受着巨大的國際壓力，而且臺海局勢高度緊張，國際環境對中國不利，印度於是罔顧自身實力，企圖利用這一時機加快邊境地區戰略佈局，並對中國進行戰略訛詐和要挾，獲取現實利益。
第三，疫情的挑戰使全球博弈更加複雜，印度在這一進程中表現得極爲主動。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變局中的世界更加複雜，也更加極端。後疫情時代世界秩序的變革，大國地位的沉浮等衆多的不確定性衍生出一種普遍的焦慮，權力和利益的角逐更加瘋狂。
印度在這一角逐中表現得非常積極。比如，在南亞地區一方面積極重啓南盟區域合作機制，另一方面與巴持續高強度對峙，強硬打擊，突出其地區主導地位；在中國、尼泊爾邊境修建公路，加強戰略力量；在全球範圍內，通過倡議G20在線峯會主張合作抗議、向多國出口藥物、全球撤僑等行動塑造印度國家形象；製造邊境衝突，觸碰中國敏感領域等製造麻煩，也是印度全球博弈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印邊境對峙事件似乎格外受到美國關注。先是美國負責南亞與中亞事務的首席副助理國務卿愛麗絲·威爾斯聲言支持印度抵制“中國侵略”，後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準備和願意調解兩國邊境爭端。對此，印度並不買賬。雖然特朗普訪印以來，印美之間的戰略關係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但並不意味着印度願意加入特朗普的反中陣線。印度希望的是從美國那裏獲得工業化、新技術、貿易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美國政府試圖推動建立一個被稱爲“經濟繁榮圈”的“可信賴的夥伴”聯盟，非常符合印度的利益和當下訴求。尤其是“重組供應鏈”的問題，使印度似乎看到了取代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和生產鏈條上的位置的機會，於是便躍躍欲試，準備土地，迎接生產線的轉移。儘管無論是扣押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香港籍商船“大翠雲號”，還是最近的中印邊境對峙，均有增強印美關係的外交功能，但印度對美國的不信任以及對美國霸權的警惕始終沒有改變。
印度的戰略思維有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區域擴張主義與強權政治的特點，在疫情衝擊下進一步發酵，在全球大國博弈中表現得急功近利、盲目冒進。事實上，疫情的出現更加凸顯出人類命運休慼相關的特點。疫情給全球帶來挑戰，同時也帶來改變思維、調整戰略的契機。中印互爲重要的鄰國，中印兩大東方文明古國更應當表現出足夠的定力和智慧，共同應對挑戰，攜手發展。中印邊界對峙無疑嚴重影響了中印關係的和諧發展，但中印官方均表達了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建交70年的中印關係應當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睿智，龍象共舞仍然應當是中印關係長遠發展的主流和中印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蔡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