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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坦利·羅賓遜最近低落得有些反常。作爲科幻小說作家，他以善於展望烏托邦式的未來而聞名。但當我倆在他的加州老家共進午餐時，他有好幾次都差點人設崩塌。
“在歷史的這個節骨眼上，我們寫的都是些什麼鬼東西？”他質問道，“我的烏托邦淪落到了如此低的水平：假如我們避開了一場大滅絕事件，‘好！這就差不多了。’”
這種犬儒不太符合羅賓遜一貫的風格。在三十餘年的寫作生涯裏，他以實用主義的樂觀心態而聞名。從1990年代講述外星殖民旅程的開創之作“火星三部曲”到虛構中國登月探礦的小說《紅月亮》，他的小說兼具科學性和文學技巧，旨在探究一個與現實世界類似但稍微要理想一點的政治世界。墨西哥灣流要是不動了，那就加點鹽。如果氣候變遷引發了邊境衝突，那就建立更好的國際合作架構。
“我並不認爲‘預測’是這個遊戲的名字，”他說。相反，“（揣測性的小說）更像一種建模練習。類似於反覆運行某個電腦程序。你在歷史裏跑程序，看一看會得出什麼結果，不用擔心它可以無限擴展。”
羅賓遜的作品經常被拿來和厄休拉·勒古恩的生態主義小說相提並論，他的作品受到了氣候活動家和硅谷富豪雙方的推崇。科幻小說共同體頒給了他無數的獎項，谷歌和臉書請他參加各種大會，《時代》雜誌提名他爲2008年度的“環保英雄”。在《紐約時報》最近的一次訪談裏，影視巨星湯姆·漢克斯提到了羅賓遜的書，稱他的書有助於讓自己保持信心。
不過，當涉及不斷變暖的氣候這個議題時，羅賓遜的樂觀主義也有其限度。“設想如何改變現有體系的惰性真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慄的事，”他感嘆道。
火星三部曲
羅賓遜認爲，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你選擇進行哪一種建模練習都無關緊要。不管你把故事背景設在地球還是別的星球，都無非是一塊供我們測試各種觀點的白板。但隨着氣候災難的加劇，沉浸式的“空間劇”故事似乎也有模糊重點之嫌。
“考慮到眼下的形勢，你寫那種東西無非是給娛樂產業再添一塊磚，一種好萊塢式的大衆媒介文化。你沒有做任何有用的事——而小說的作用是巨大的，道德律令要求它必須這樣。”
就圍繞氣候變遷寫作而言，在樂觀與悲觀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平衡點並非易事，喬納森·弗蘭岑最近就在《紐約客》撰文稱，“要是我們不再假裝氣候災難可以得到遏制，情況將會如何？”此論引起了讀者和活動家的強烈反應。在這種背景下，羅賓遜對樂觀的堅持尤其珍貴，而他的思想也日益切中時弊。
民主黨國會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顧問團曾邀請他去討論環境問題。但他不喜歡用政黨的思維方式來思考：“我只能說我是個美國意義上的左派。左派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傳統，一個寬廣的光譜。包含着一些無論是社會科學家還是街頭平民都認爲具有進步性的東西：健保、退休金和工作的權利。”
他的視野與意識形態無甚關聯，更多基於鮮活的景觀體驗——尤其是經過人居化改造（terraformed）的加州農田和海灘，它們有一種頗爲扎眼的脆弱之美。“加州與衆不同：它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它是淘金熱，是好萊塢，是硅谷，它太過幸運了。我希望整個美國都由加州來領導，那樣能更快解決問題。但從另一方面看，加州的不平等也同樣在惡化。”
羅賓遜在1950年代的橙縣長大，那是洛杉磯外圍的一個小城，有兩樣東西讓他流連忘返：書籍和果樹叢。他是“活的哈克貝利·費恩”：手持弓箭在橙子和鱷梨林間追逐野兔。十年後，果園被高速公路和新建的住房取代。“這是一場工業行動：來到這裏，砍掉它們，切碎它們，”在回憶起當時一度茂密的森林時，他這樣說。
鑑於極端天氣始終困擾着這片地區，後來羅賓遜對規劃失當的發展的“過敏反應”有增無減。2018年冬天，加州史上最具毀滅性的山火席捲了他的老家戴維斯，幾乎燒掉了城北的一整座山崗，內華達山和太平洋之間的盆地也煙霧瀰漫——把這位每天在花園裏寫作的小說家趕了出去。“你能嚐出煙味；薰得眼睛睜不開。”
始於2018年11月8日，營溪（Camp Creek）大火造成85名平民死亡
這種人爲的——或者說因人而加劇的——自然災害在羅賓遜的小說裏屢見不鮮。他的第一部小說《蠻荒海岸》講述了核大戰後基於更環保的原則來重建加州的故事。在2000年代的三部曲裏（後來合併爲單行本《綠色地球》2015年出版），政客們設法解決了一場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氣候災難。這部小說裏有一個進步主義的、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由專家、科學家和一名麥凱恩式的戰鬥英雄總統共同領導，堪稱羅賓遜政治理想的完美體現。該書甚至還插入了一段羅斯福新政簡史。“其中有一個我所謂的技術官僚階層，由類似於H·G·威爾斯的科學英才統治，正是他們爲政治階層提供諮詢：這樣做有用，那樣做沒用，試一下別的辦法，”他說。
羅賓遜發現，若不跟科學共同體進行諮詢，“有害的”提議就會出現。他認爲，極左派要求不能動野生環境一分一毫，任其自生自滅，這是不可行的，氣候變遷需要一定的管理措施。但一些迷信技術的人提出用高科技“真空清潔機”來吸走大氣裏的碳，也同樣是成問題的。
羅賓遜青睞那些可以帶來多重益處的行動，如種植更多的森林，支持女權以及讓農業變成“一項減少碳排放的產業”。他2017年的小說《紐約2140》以海平面上升和資本無度擴張威脅下的城市爲核心，明確地將減排鬥爭與減少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聯繫了起來。
小說裏構想了一場如今發生在華盛頓的對話——有政治敏銳性的社工組織負責人夏洛特·阿姆斯特朗這個角色和奧卡西奧-科特茲驚人地相似，她在《紐約2140》出版後不久也當選了衆議員。“太巧了，”羅賓遜說，“我比人多算一步。”
如果說被科學和政治驅動的小說有什麼缺點，那就是類似於阿姆斯特朗這樣的角色會顯得很單薄——其內心世界是第二位的，主要服務於情節需要；但社會和經濟的語境形塑了其性格。“我見過差不多十幾個億萬富翁，他們都是男性，也都非常拔尖，”羅賓遜提到了諸如伊隆·馬斯克這樣的硅谷大亨，“這就類似於點石成金：一旦你有了很多錢，你就會處在一個很古怪的社會位置上，對別人喜歡是否喜歡你失去了概念。”
問及他是否有敬仰的人，羅賓遜提到了自己的妻子麗莎·霍蘭德·諾維爾：一名化學家、在政府供職的科學家。“她業餘時間喜歡研究殺蟲劑，有時一張表格裏能列出256種殺蟲劑，”他帶着崇敬的口氣說道，“這正是我要寫的人。”
在他的小說裏，最亮眼的角色就是那些能夠戰勝私利和本能的人。《紐約2140》裏幫助夏洛特·阿姆斯特朗鬥倒銀行的，就是一名以自私自利、花天酒地著稱的對衝基金交易商。
羅賓遜本人似乎也面臨這種內在的衝突。飯後，他又忙着給一場爲無家可歸者準備的宴席佈置鮮花。這麼做的原因不在於他樂善好施（他不是這種人，也不認爲被接濟的人會喜歡這種做法），而在於他要幫妻子一個忙，她正好負責這一活動。
羅賓遜的小說雖然不乏精巧的世界構想，但其中最核心的還是人與社會如何進行決策這一謎題。他在《紐約2140》裏寫道：“個人創造歷史，但這也是一項集體工作，是人們在高光時刻駕馭的浪潮，組成它的乃是無數個體的行動。因此歷史歸根結底又類似於波粒二象性，無人能分析或理解。”依這部小說之見，不理解並不要緊，畢竟我們向來就在追求知識，重要的是閱讀、向專家諮詢，以及與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保持對話。
承認這一點至關重要，應對氣候危機的辦法必須從混亂而不完美的現實中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但這項任務並不容易，寫作新書的工作——背景就設在如今這個世紀——也讓羅賓遜感到“特別脆弱和絕望”。
但他依舊決定要試一試。“沒有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靈丹妙藥，”他說，“你必須嘗試所有看起來還不錯的路子。”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