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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 丹瑋
納塔莉亞·葉菲姆金娜收集了很多“戰爭的聲音”。一個年輕的俄羅斯士兵告訴他的母親，當與他一起的俄羅斯士兵割斷烏克蘭戰士的手指時，他目睹了酷刑：“媽媽，我想我瘋了，我們正在殺人。”他補充道：“我只想成爲一個好人。”而他的母親則安慰他說，“別擔心，那些烏克蘭人不算人。”
這段對話是烏克蘭特勤局截獲的一通電話的一部分，是烏克蘭電影製片人葉菲姆金娜自俄羅斯2月份發動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以來收集到的衆多錄音之一。葉菲姆金娜現年39歲，她目前居住在柏林。她對《洛杉磯時報》表示：“我並不恨這些人（俄羅斯人）。我理解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着邪惡或黑暗的一面。”
另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錄音來自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年輕工廠的一位工人塞爾希吉·塞門。他在錄音中說，衝突爆發時女友剛剛同意他的求婚。但由於這場衝突，婚禮計劃無疑被無限期地推遲了。塞門像許多身處基輔的烏克蘭年輕人一樣，每天忙於製作燃燒彈，以對抗俄羅斯軍隊。塞門告訴葉菲姆金娜：“我想讓這裏（基輔）成爲俄軍最大的地獄。我沒有想過逃跑，我們能逃到哪裏去？我不想爲祖國而死，我要爲烏克蘭活下去。”採訪結束幾周後，塞門在一次襲擊中犧牲。他的屍體尚未找到。
隨着俄羅斯軍隊向烏克蘭東部挺進，這場衝突仍在繼續。葉菲姆金納不僅傾聽一方的聲音，還堅持收集來自俄烏雙方的信息，且不帶有任何主觀的價值判斷。
她這些天的工作重點是從柏林工作室打很多電話，目的是真實地記錄戰爭。口述的故事、寫下來的日記和錄下來的音頻被不斷翻譯成德語，併發布在柏林主流的廣播公司的網站上。
安東是葉菲姆金娜交談過的人中的一個。安東住在俄羅斯西北部，他是普京的反對者。在他看來，普京一直在國內進行有利於自己的宣傳，同時還鎮壓反戰抗議活動。他說，最終很多俄羅斯人會（因爲祖國的戰爭行爲而）痛恨俄羅斯。他告訴葉菲姆金娜，他感到很無助。“這種深深的仇恨折磨着我，我不知該怎麼辦，”他說，“（衝突開始的）第一週我就痛哭了幾次。我給我的九個朋友通了電話，但他們都在經歷着這樣的折磨。然而當我們見面時談論起自己的感受，我們卻感覺自己像（俄羅斯的）叛徒。”
安東75歲的姑姑艾拉（Ira）住在烏克蘭，她與自己的侄子對這場衝突、對普京，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前幾天我姑姑說，她願意毫不猶豫地爲普京獻出自己的生命。她20年前纔來到俄羅斯，但她對俄羅斯的感情從來沒有過絲毫地減少或改變。”
博丹是葉菲姆金娜認識的一名烏克蘭士兵，衝突開始後，葉菲姆金娜一直很擔心他。在難得沒有戰火的間隙，她撥通了他的電話。他當時在北頓涅茨克市的阿佐特工廠。目前，該工廠正不斷遭受到俄軍的轟炸。
“他們（俄軍）用上千萬噸的金屬就能置我們於死地，”博丹和其他士兵一樣，出於安全原因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他們（俄軍）幾乎採取焦土戰術，他們似乎擁有數十億枚這樣的炮彈，可以隨意轟炸我們（烏克蘭）的任何一寸土地。”
博丹在衝突爆發後自願參軍，但他的朋友們都沒有進行抵抗，他們全部都躲在基輔的家中或逃到了附近的村莊裏，但是博丹說他需要親自加入戰鬥。“如果我們都不戰鬥，還能有誰去戰鬥？”他補充道，“我們接到指示，一旦在天空中發現鳥就要關閉Starlink，這代表他們（俄軍）監測到了我們的無線網絡，然後他們就會發射導彈。”
博丹說，他記得當他們（烏克蘭軍隊）在基輔巡邏的時候，連洗澡的機會都沒有，而他的朋友卻可以在咖啡館裏跳舞，這讓他感到自己似乎身處另一個世界。對博丹來說，與葉菲姆金娜的交談就像是一種治療，或者至少是一種解脫。對葉菲姆金娜來說也一樣，她認爲將所有的對話記錄下來是很有用的，這可以幫助她梳理髮生的一切。
她坦言，最令她感到震驚的是，作爲一個居住在上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大陸上的歐洲人，戰爭發生的頻率之低使她之前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和戰爭的距離有多遙遠。她說，德國人已經在繁榮和安全中生活了這麼長時間，因此他們很難與正在經歷衝突的人們共情。她說她在德國的朋友談論的話題依然是日常瑣事。因此對她來說，同時處理好發生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事情很難。
但葉菲姆金娜表示，她更願意將注意力放在發生在博丹身上的事情上。“我做的是對的，”博丹告訴她，“我正在爲我的國家戰鬥。事實上，我的生活中開始有所起色了。因爲一切都被這場衝突打破了，包括我的生活、我的財務狀況等。（在衝突發生前）我今年已經41歲了，還沒有結婚生子，我一直想要找到我活着的目標，現在這個目標出現了，那就是爲我的祖國（烏克蘭）的安全和發展而戰。我開始制定更多的人生計劃，等衝突一結束，我就立刻開始繼續我的生活。”
在他們通話幾天後，俄羅斯軍隊攻佔了北頓涅茨克。葉菲姆金娜沒有再得到博丹的音訊。他倖存下來了嗎？他成功逃脫了嗎？他有沒有被囚禁嗎？她迫不及待地期待可以再次聽到他的聲音。
（來源：亞太日報 APD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