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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地時間9月1日，52位非裔前麥當勞加盟商在麥當勞總部所在地伊利諾伊州起訴麥當勞涉嫌種族歧視。2010年至2020年間，上述原告在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喬治亞、伊利諾伊、印第安納、愛荷華、密歇根等19個州運營200餘家麥當勞加盟店，他們指控麥當勞母公司報復拒絕在犯罪高發地區開店的非裔加盟商，拒絕像支持白人加盟商那樣給非裔加盟商提供經濟資助，不公正地在內部評級中給黑人運營的門店打低分並以此爲由驅逐店主，以及誤導非裔加盟商在地段不佳的區域購買資產。
根據原告訴狀，以上不利因素導致他們運營的門店在2011-2016年間的平均年營收僅爲200萬美元，比同期全國平均水平低70萬美元，比2019年全國平均水平低90萬美元。經營業績不佳導致大量非裔加盟商出走——從1998年到2020年，由非裔加盟商運營的門店數量從377家下降至186家，儘管同期麥當勞的全球門店數量實現了翻倍。
諷刺的是，麥當勞與許多其他商業巨頭一樣，也在5月25日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致死後聲援“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主張在打擊系統性種族歧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7月底，麥當勞發佈了一份多元與包容聲明，宣佈更新其企業價值觀，計劃吸納“多元的加盟商”，儘管聲明中並未明確解釋多元性的具體含義。
原告代理律師James Ferraro從今年2月初開始調查麥當勞的種族歧視內情；6月初，Ferraro所在的律所告知麥當勞他們正在經手該訴訟案件。幾周後，麥當勞首席執行官Chris Kempczinski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的一檔節目中表示，麥當勞或許比任何其他一家企業都打造了更多的非裔百萬富翁。該訴訟案件公佈後，麥當勞在給《福布斯》的一份聲明中迴應稱：“我們不僅絕對否認那些加盟商無法獲得經濟成功是因爲麥當勞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視，而且我們非常自信地認爲事實證明了麥當勞系統內部——包括加盟商、供應商和員工——一直擁護多元性和機會平等。”
客觀而言，Kempczinski的發言反映了部分事實——作爲爲數不多的願意在黑人聚集區密集開店的商業巨頭之一，麥當勞的確爲非裔羣體的經濟發展乃至社區服務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麥當勞與美國黑人更爲複雜、更具爭議的歷史。在《特許經營：美國黑人的金拱門》（Franchise: The Golden Arches in Black America）一書中，喬治城大學教授瑪西婭·查特蘭（Marcia Chatelain）詳述了這段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的歷史，指出麥當勞如何在種族不公的大背景下將進入此前被商界忽視的黑人社區視作盈利機會，爲黑人社區提供便宜食物、就業機會、社交場所乃至心理慰藉。
Franchise: The Golden Arches in Black America Marcia Chatelain Liveright, January 7, 2020
然而查特蘭也發現，麥當勞對黑人社區的影響也日益複雜。她在今年7月接受Marketplace採訪時指出，麥當勞的爭議性遺產包括“低薪、健康差異和有色人種社區獲取新鮮食物的渠道匱乏”。而該公司面對的種族歧視指控則讓我們更加看清，僅靠商業和資本是無法根除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的。
麥當勞是如何成爲黑人社區的“救世主”的？
麥當勞成立於1940年，與當時許多其他位於南加州的街邊餐廳一樣，主要面向從戰後繁榮期中獲益的白人消費者。1955年，一位名叫雷·克羅克（Ray Kroc）的奶昔機銷售員以特許經營中介的身份加入了麥當勞，並於1961年從創始人麥當勞兄弟手中收購了麥當勞，全面開啓這家快餐連鎖企業的擴張之路。
很長一段時間裏，麥當勞與非裔羣體的關係並不和諧。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此類餐廳不是完全拒絕向黑人提供服務，就是要求黑人只能在特殊窗口點餐，因此早期的民權運動人士與麥當勞的鬥爭主要集中在要求麥當勞向非裔羣體提供服務和就業崗位。之後他們開始呼籲麥當勞在黑人聚集區招募黑人運營加盟店，對這一請願麥當勞最初反應冷淡，但隨着民權運動的發展，麥當勞最終出於自利目的從善如流。
1968年是麥當勞與美國黑人關係的重大轉折點。當年4月，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引發了全國性暴動。這一事件造成的經濟影響是加速了白人居民和商戶離開內城區前往城郊——許多白人害怕暴亂將在未來反覆重演。整個1960年代，美國主流社會都在反覆討論黑人內亂的根源，許多人（包括民權運動人士）將之歸結於經濟發展機會的匱乏，特別是許多非裔社區缺乏由黑人經營的商業。
在接受威斯康辛公共廣播（Wisconsin Public Radio）採訪時，查特蘭指出，理查德·尼克松上臺後發起了一項支持“黑人資本主義”（Black capitalism）的公共項目，將黑人企業所有權的概念推至高潮。與此同時，白人商戶因爲擔心成爲非裔批判非議和打擊報復的目標，而越來越不願意在非裔社區繼續開店。1968年4月後的種種事態發展都爲麥當勞開拓黑人市場做好了鋪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麥當勞意識到招募黑人加盟商，經營非裔社區中那些被白人商戶拋棄的店鋪（通常此類店鋪的價格也大幅下跌）其實大有可圖。1968年，麥當勞招募了第一位黑人加盟商Herman Petty，他收購了一家位於芝加哥某非裔社區內的餐廳。憑藉麥當勞的加盟培訓和一點點街頭智慧，Petty將那家在馬丁· 路德·金遇刺後的暴亂中被毀的廢棄餐廳改造爲麥當勞門店，之後他不僅將麥當勞業務拓展到了多個地點，還在1972年協助成立了全國黑人麥當勞運營商協會（NBMOA）。該組織很快成爲麥當勞內部非裔羣體發聲的重要渠道。
麥當勞第一位黑人加盟商Herman Petty與他的兩位幫手
之後，麥當勞門店在美國非裔社區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快餐成爲許多非裔社區最主要的零售食物選擇，NBMOA成員運營的門店績效也開始超越白人運營的門店。上述門店的巨大成功激勵了麥當勞及其競爭對手加大對黑人消費者的重視。在Petty和其他NBMOA創始人看來，他們的餐廳之所以在非裔社區大受歡迎，不僅是因爲麥當勞的漢堡美味，也因爲非裔美國人感受到了麥當勞支持黑人商業的誠意。
查特蘭指出，在當時試圖吸引黑人消費者的商家中，讓麥當勞真正脫穎而出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意識到只要招募黑人加盟商，就能更好地鞏固黑人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他們不僅在招募黑人加盟商上身先士卒，而且率先啓用非裔廣告商針對黑人消費者的特點開展廣告營銷活動。在書中我提到，這樣的文化工作至關重要，它們幫助人們感到自己得到了麥當勞的認可與重視。”漸漸地，麥當勞對非裔社區的意義甚至超越了提供平價食物和工作機會，它還開始爲當地小聯盟球隊提供贊助，爲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提供資金。
麥當勞在黑人社區的廣告宣傳
同樣重要的是，麥當勞逐漸具備了成爲非裔社區中心的現實和情感意義——在大多數商業設施和公共空間依然對非裔羣體充滿敵意的時代，麥當勞是爲數不多的向黑人消費者無條件開放的公共場所。“我試着去認真體會在1974年，一個黑人走進一家快餐店的興奮感，因爲在當時聯邦法律層面保護非裔在公共場所中的安全也不過才短短十年時間，”在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Christian Hosam的一場對談中，查特蘭說，“它幫助我們理解爲什麼一樣我們現在可能會認爲是糟糕的事物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是多麼誘人、多麼讓人充滿希望。”
“黑人資本主義”能彌合種族差距嗎？
在查特蘭看來，麥當勞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在美國黑人生活中的位置——對黑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傷痛與不公，麥當勞不僅做出了迴應，而且擁有足夠多的資本去改變現狀，雖然這本來應該是政府應該做的事。“這是一本關於沒有國家的人如何在一家企業中尋得些許慰藉的書，”她說。
然而，查特蘭也提醒我們看到以麥當勞爲代表的“黑人資本主義”敘事的危險。麥當勞在非裔社區取得的巨大成功完美契合了自由主義的敘事框架，即一切個體成敗都取決於一個人是否能抓住機會，與此同時忽視了消除結構性剝削和壓迫的必要性。查特蘭認爲，美國政府一直缺乏直面種族歧視問題的政治意願，例如禁止警察暴力、提供廉價住房、保障同等的勞工權力。國家在美國黑人社會生活中缺席，在一定程度上，麥當勞填補了這種空缺，給非裔羣體營造出了某種參與市場經濟等於獲得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幻覺。
但這終究只是幻覺而已，僅僅是勞動市場的系統性種族歧視一項就給美國非裔羣體造成了巨大打擊。在《法律的顏色》一書中，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羅斯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美國政府在大半個20世紀一直在執行蓄意將黑人的收入壓制在較低水平的政策，這直接造成了非裔美國人和白人之間存在巨大收入和財富差距的現狀。直到1960年代初，非裔美國人被排除在許多報酬較高的工作機會之外，不得加入白人工會並因此無法享受較高的福利。有限的收入註定了非裔美國人無法享受到二戰後美國經濟繁榮期的成果，他們即無法在種族融合的近郊中產社區購買住房，也不能通過參與郊區化建設提升自己的收入。
同樣惡劣的是，由於限制對非裔美國人的住房供應，非裔美國人被迫在黑人聚集區以更高的房租和房價獲得以白人爲主的社區中同等條件的住房——由於供需不平等，房東和房屋銷售人員得以肆無忌憚地提高價格，榨取利潤。另外，歧視性的資產評估亦導致了非裔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低於同等收入的白人。20世紀中期，美國市、縣級政府估高黑人社區的房產價值，估低白人社區的房產價值，以此從非裔美國人身上榨取超額稅收。在1973年對美國十個大城市的研究中，聯邦政府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發現了低收入黑人社區估值偏高而相應的中產白人社區估值偏低的慣常模式。該研究發現，在巴爾的摩，位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近的中產白人社區吉爾福德的房產稅負僅爲巴爾的摩東部黑人社區的1/9。
羅斯坦指出，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前後，所有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美國人的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都幾乎翻了一番，然而直到1960年代民權運動後，非裔美國人的收入纔有了起色。從1973年至今，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美國人的實際工資基本都處於停滯狀態，同期房價卻在不斷飆升。鑑於住房的抵押資產淨值是家庭財富的主要來源，對於父輩和祖輩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沒有資格和財力購置房產的非裔家庭來說，他們永遠地錯過了財富積累的最佳機會。目前，美國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6萬美元，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僅爲3.7萬美元，約爲白人的60%；白人家庭財富（資產減去負債）的中位數是13.4萬美元，而黑人家庭財富的中位數僅爲1.1萬美元，不足前者的1/10。
《法律的顏色：一段被遺忘的美國政府種族隔離史》 [美]理查德·羅斯坦 著 王志欣 譯 紙間悅動·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9-9
麥當勞在低收入、種族隔離最嚴重的社區密集開店，黑人由於弱勢經濟地位難以離開此類社區、獲取新鮮食物，兩者疊加產生的負面效應是非裔美國人由於攝入過多垃圾食品導致的肥胖、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健康問題。根據美國疾病防控中心的數據，非裔美國人是美國所有族羣中消費快餐最頻繁的羣體。研究人員警告稱，一個出生於2000年的黑人孩子有53%的機率得II型糖尿病，而一個白人孩子患這種潛在致命疾病的概率低於30%。在2015年，約75%的非裔成年人和33%的非裔青少年有超重或肥胖問題。
尾聲
包括52位非裔前加盟商起訴的案件在內，麥當勞在今年至少面臨三起涉及種族歧視的案件。今年1月，兩位前麥當勞高管Vicki Guster-Hines和Domineca Neal起訴麥當勞惡意解僱非裔管理人員，排擠黑人加盟商；三名在佛羅里達州某門店工作的黑人餐廳服務員也在今年起訴麥當勞涉嫌騷擾、歧視和報復非裔員工。上述案件如若屬實，暴露了美國職場內的種族歧視非但沒能得到根除，反而在以更隱蔽、陰險的形式默默發生。這不僅讓人質疑麥當勞對多元包容承諾的真誠度，也再度警示我們僅靠資本和市場經濟是無法解決種族不平等這樣根植於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方方面面的歷史遺留問題的。
這亦提醒我們重新審視麥當勞與美國黑人的複雜歷史的重要性。正如查特蘭在書中寫道的，“歷史鼓勵我們對那些只能在少數選擇中摸索的個體展露更多的同情心，歷史也警示我們以更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那些有權力奪走選擇的機構和社會結構。”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