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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說氣象與天文是冷門專業學科，我覺得對於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熱門和冷門。
您是怎麼對氣象學產生興趣的？
我們每天都要和天氣打交道。自古以來人類對於天象和大氣的風雲變化就有着濃厚的興趣，也對其變化奧祕提出了許多“天問”。小時候我很喜歡看用民間流傳的天氣諺語編繪的畫冊，會學着根據雲的不同形態，來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天氣現象，比如像“天上鉤鉤雲，地上雨淋淋”這樣的說法。
“鉤鉤雲”其實是鉤捲雲，這種雲常常出現在暖鋒或低壓、低壓槽過境前，預示着陰雨天氣的來臨
年輕人都是好奇的，我就想去驗證一下到底是不是像預測的那樣，因此我在高考填報院校的時候選擇了南京氣象學院。當時這是全國乃至全世界唯一的一所以“氣象”冠名的大學，儘管現在改名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成了一所綜合性大學，但大氣科學仍然是它最核心的一個專業。
不要說氣象與天文是冷門專業學科，我覺得對於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熱門和冷門。首先你要去發現和培養自己的興趣，然後鑽進去，就會有海闊天空的發展，爲社會做出貢獻。
作爲世界氣象組織天氣與減災服務司的前司長，您是如何走向國際舞臺的？
我曾經在西北地區的地級市工作過兩年，有管理環境、自然資源和城市管理建設等經歷，在上海工作期間十分關注把科學專業知識與城市建設與管理的結合，與市民的不斷增長的需求結合， 既感到肩負的責任重大，又在工作之中有所收穫和體會頗多。
上海任職期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形成了很多氣象服務方面的新經驗和模式，比如城市多災種早期預警系統。這是基於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當時提出的要求，在城市災害預警方面要加強多部門聯動。爲此，我們把氣象的四色預警系統，也應用到防汛等城市災害的應急聯動體系中，把各災種的預警與各部門的行動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的規章制度。
世界氣象組織（WMO）後來還把這個經驗收錄於“最佳實踐案例”之中，並推廣這一機遇與模式。這也是中國經驗走向世界的一個生動案例。
這一經驗在上海世博會期間氣象保障中的成功應用，爲我國的氣象工作贏得了很大的國際聲譽。我在上海工作的經驗，對我後來在聯合國特別機構世界氣象組織任高級別官員的工作，特別是建立WMO多災種早期預警系統（GMAS）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所在的這個司具體負責防災減災相關的氣象業務服務計劃的組織實施，如天氣預報、海洋氣象、航空氣象、颱風防禦、氣象減災服務等。
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失存在顯著增強的趨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2.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失存在顯著增強的趨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氣候雄心峯會上提到的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和一般公衆理解的特大暴雨、持續乾旱、寒潮這樣的極端天氣現象，是一回事嗎？這種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的趨勢，現在得到科學論證了嗎？
應該說有聯繫，也有區別。人類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一直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而氣候變暖引發的一系列災害事件在全球頻繁發生，並且這幾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聯合國對此有極大的擔心。
去年12月12日，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在氣候雄心峯會上號召全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希望各國拿出“更有雄心”的行動，落實《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承諾，把地球平均氣溫的升溫幅度控制在1.5℃以內。
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氣候雄心峯會上號召全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今年8月9日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佈了評估報告《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並指出，在當前氣候變暖的背景下，全球以及區域性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特別是暴雨、高溫、熱帶氣旋（颱風和颶風）等等，無論是在頻次還是在強度上，都呈現出非常明顯的上升態勢。
這是由於全球氣候變暖導致了包括全球的水循環等發生深刻的變化，即陸地、海洋及大氣等環境裏不同相態水的循環交換過程，以及全球的季風環流等發生深刻變化的結果。
而且有數據證明，自從上一次（2014年10月發佈的第五次評估報告）評估報告以來，這方面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可信度越來越高。最近世界氣象組織出版了一本災害圖集，統計了從1970年到2019年的近50年間，全球極端氣候災害事件導致的人類死亡和經濟損失情況。
總體而言，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失存在顯著增強的趨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因此，應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不僅要對某些類型的氣候災害事件，比如洪災、熱帶氣旋、颶風或者颱風災害等，採取具體的應對措施，而且要在更深和更廣的層面，針對人類該如何適應這樣多變的氣候，拿出比以前更有力度、更有雄心的減緩計劃和政策，來緩和這樣的變化趨勢和改善惡化的生存環境。
極端天氣除了造成經濟損失外，會對人類健康有什麼樣的影響？
隨着氣候變暖，人體會逐步適應這種“暖”的狀態，此時一旦氣候出現劇烈波動，人體免疫力就會下降，增加疾病負擔，誘發或加重各類基礎性疾病，甚至會導致過度死亡。一些流行性疾病會在人羣中加速傳播。有研究表明，病毒性流感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傳播，就和氣溫的驟降密切相關。
《柳葉刀》雜誌的評估報告指出，當前的氣候變化，也包括大氣污染，所引發的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已經位列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的前三名。還有比如夏季高溫熱浪，以及伴隨的高溼度天氣，也會引起人體機能下降，導致熱痙攣、熱衰竭、熱射病等一系列中暑現象的發生。
這種極端氣候事件增加的趨勢，和人類活動之間有相關性嗎？
是有關聯的，大體表現在這麼幾個方面。
一是人們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期間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層，因其溫室效應使得氣溫上升，導致地球表面原有的水體形態發生變化，比如極地和高海拔地區的冰川覆蓋逐漸融化，改變大氣、海洋和陸地上原本的水循環規律，這樣就可能會影響全球的降水分佈強度和頻率等的變化，帶來洪澇、乾旱等一系列的極端氣候現象。
二是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壞。作爲地球的“綠肺”，南美亞馬遜熱帶雨林前幾年陸續在發生大大小小的火災，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管理，森林砍伐量持續增加，導致亞馬遜熱帶雨林的面積不斷縮小。
如果地球上像這樣的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積破壞，就會影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通過森林碳匯被固定下來和減少的過程，由此會進一步加劇全球變暖，導致熱浪、乾旱等極端天氣的出現更加頻繁，而這又會使得森林火災更容易發生，形成惡性循環。
三就是城市化。一方面人類土地利用和活動的範圍一直在擴大，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原本的邊界被不斷打破，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變小，野生動物就會溢出，同時也把過去人們未知的一些病毒帶出來，在人羣中散播。這有可能會導致疫情的全球的大流行。
另一方面，城市化引起的區域增溫和城市熱島效應，使得高溫熱浪、強降水等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增大，也增加了城市洪水內澇的風險。
所以說氣候災害風險和不恰當的人類活動是密切相關的。
在城市規劃設計以及管理運營的過程中，我們都要有風險意識，要對可能發生的風險，考慮備份設施等備份資源，留出冗餘，不能僅僅考慮經濟效益。
3.在城市規劃設計以及管理運營的過程中，我們都要有風險意識，要對可能發生的風險，考慮備份設施等備份資源，留出冗餘，不能僅僅考慮經濟效益。
從打造“韌性城市”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怎麼應對氣候災害？
在韌性城市建設方面，上海在全國是領先的，甚至有很多經驗在國際上都是先進的。韌性城市的建設是多層面的，包括災害的應對準備能力、城市的法律法規建設、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和運行管理、社會風險規避能力建設、公共衛生管理等各方面。
特別是像這次疫情，這種自下而上的基層社區管理，全世界沒有其他像中國做得這麼好的國家，而上海也是在全國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在基層管理方面，上海有一個經驗已經推廣到全國各省了，叫做網格化管理，全上海現在有覆蓋市、區、街鎮三級的“1+3+N”網格化信息管理。如閔行區現有責任網格835個、責任塊（段）5589個，形成“區-街鎮-責任網格-責任塊”四級網格長。
這種災害應對的基層組織形式對及時把握城市脆弱性和暴露度信息非常重要。比如前段時間紐約經歷了歷史性的暴雨天氣和洪災，全市進入緊急狀態，但洪水來臨時卻沒有人去敲門提醒社區居民，生活在地下室的弱勢羣體在面對這樣的災害的時候，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風險管理，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也有很多。比如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導致城市下沉立交積水，路面交通癱瘓，車輛漫頂，幾十人罹難；然後再看今年7月20號的鄭州暴雨，城市下沉式立交和隧道交通也發生了一系列的悲劇，造成人員傷亡，這些都是伴隨現代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產生的風險。如何去應對這些風險，要在城市韌性建設中予以完善。
我相信隨着全球範圍內極端暴雨天氣事件頻發，包括上海在內的國內城市在這種下沉式立交以及隧道交通系統的建設和風險管理上，會不斷完善相應的規章制度，並定期進行防災減災演練。
所有這些方面，都是城市韌性建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城市的規劃設計、發展以及管理運營的過程中以及人們生活的細節中，我們都要有風險意識，要對可能發生的風險，考慮備份設施等備份資源，留出冗餘，不能僅僅考慮經濟效益。只有這樣，城市的韌性建設才能真正到位。
鄭州暴雨對於城市應急管理有什麼樣的教訓？
回頭來看，發生像鄭州暴雨這樣不可抗拒的極端天氣災害時，我們其實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當遇到不可抗力時，現場的運行和管理人員應該是第一決策者和行動者，要馬上採取行動轉移人羣，這樣就不會釀成後面的悲劇了。我們十分欣喜地瞭解到，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制定並下發相關文件，補上重特大災害現場應急管理的這一“短板”。
城市管理人員要有這樣的一種意識，要以少造成人員傷亡作爲首要目標，我們的各項基礎設施、城市生命線工程，都要以生命優先的指導原則來啓動相應的應急預案，處置和應對。
在災害風險應對問題上，細節是魔鬼，細節決定成敗。
現在應急管理部門的角色定位應該是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國家高度重視應急管理工作，專門設立了應急管理部，各省、市一直到縣都成立相應的應急管理部門。但這並不等於說，今後一切突發事件，統統都是這些部門的事。
那應急管理部門主要起什麼作用呢？他們在平時就要預判到有什麼樣的風險、潛在的危機和災害，並提高各行各業和全社會的認知，鼓勵和監督各行各業風險應對能力的提升、方案的制定和平時的演練。當災害來臨時，我們全社會各行各業在行動上和意識上就能早有準備，各部門、各行業才能各司其職，在物資、規章、預案、演練等各方面落實到位。
不同的災害事件，比如氣象災害、地震災害、疾病疫情，或者技術原因導致的災害，像核電站泄漏等等，應該都是相關部門在應對，但如果事態擴大，影響到整個城市、社會的正常運轉，這時就應該由應急管理部門介入管理，起到總體協調、宏觀指導的作用。
這裏我們有兩點認識。
第一點是現在我們的生存大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未來各種風險會越來越多，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中，我們要有風險防範的意識。
另外一點是，由於我們的生存環境發生了變化，會產生我們以前沒有預計到的新興風險。而基於我們過往的認知建立的風險防範機制和運作模式，可能就會失效或者效率不高，對此，我們要引起高度重視。我們過去可能不會去考慮這樣的小概率風險事件，但這兩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加考慮，可能就會變成我們需要馬上面對的問題。
比如我們需要提早關注在野生動物或者家禽家畜之間傳播的疾病，通過風險防控機制提前守住病毒跑出來在人畜之間傳播的關口。針對可能發生的新興風險，如極寒天氣對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的影響問題等，我們的應急管理也應該給與高度關注。
新冠疫情的防控，對於我們今後應對極端氣候事件有什麼樣的指導意義？
新冠疫情和極端氣候看似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們現在也沒有明確的科學事實來證明疫情的起源和發展跟氣候變化有直接的關係。它們屬於不同的原發性風險，都會在人羣中造成極大的恐慌和混亂，影響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轉甚至未來的進程。
這些原生性災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像多米諾骨牌，是簡單的線性效應，而是一個發散的、複雜的、交互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不同的風險事件疊加在一起時，產生的超級鏈接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比如鄭州7月20號發生了暴雨洪災，緊接着又爆發了一輪新冠疫情。而通常大災之後人們的免疫力是下降的，所以古人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當然這個不是指新冠疫情，是病死腐爛的家畜身上的病毒病菌在人羣中傳播開來。這時候如果不採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那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另外新冠疫情防控必須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因此人羣的活動強度必須要限制在一定程度，這就會對災後恢復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可能就不能採取傳統的救災形式了。
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僅是環境問題、碳排放問題或者是能源問題，更是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經濟的發展與生存的問題，涉及到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調整。
4.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僅是環境問題、碳排放問題或者是能源問題，更是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經濟的發展與生存的問題，涉及到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調整。
國際氣候領域是不是相對比較容易形成合作，沒有太多的政治博弈？
這分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對於氣候變化科學事實研究的交流和分享，世界各國在這方面是有共識的，合作得也很好，特別是剛纔提到的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這是由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署共同建立的一個注重科學事實分析的機構。
但在具體落實一些以科學共識爲基礎的行動時，國際上是有不同觀點的。以中國爲代表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認爲，當前的氣候變暖主要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工業化國家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使得二氧化碳等長生命期的溫室氣體大量排入大氣造成的，爲此發達國家應當負有主要責任，必須承擔起減排和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責任，無論是在資金還是綠色技術的分享等方面都應該起到帶頭和表率作用。但近年來，這方面的國際談判舉步維艱，西方國家做得還遠遠不夠。
儘管當前在溫室氣體總量上中國是一個排放大國，但是我們的人均排放量是比較小的。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對於應該要做的減排工作絕不推辭，已經明確提出了到2030前實現碳達峯和到2060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體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與姿態。
您是怎麼看待“雙碳”問題的本質的？
一方面，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延續高投入、高能耗的傳統發展模式，而是要強調高質量綠色發展，要減少污染環境和高耗能產業的投入，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不是光是政府部門要採取行動，企業也要有貫徹和落實的共識和行動，這是在我們倒逼自己，走轉型發展這一條必由之路。
另外一方面，西方國家的發展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他們也在尋找一種領先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以便讓他們在所有人類發展的進程中，始終走在前面，同時不影響其市場環境。氣候變化對整個地球健康的影響就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現在我們看新聞，很多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表面上不反對經濟全球化，但是他們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要對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各種產品進行全生命週期的“品質”跟蹤和審查——產品原料的開採過程是不是綠色的？加工生產過程是不是綠色的？運到目標消費國的運送過程是不是綠色的？只有這些過程符合他們的“綠色”標準，產品才能享受一定的關稅貿易優待。
歐盟生態標籤也叫“歐洲之花”，是歐盟委員會於1992年建立的一項自願性生態標籤計劃，在歐洲乃至全球範圍內得到認可
歐盟剛剛提出了一個關於“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就是要對進入歐盟的產品徵收邊際碳稅。CBAM就是指在實施國內嚴格氣候政策的基礎上，要求進口或出口的高碳產品繳納或退還相應的稅費或碳配額。推行CBAM主要理由是減少碳泄漏，維護其境內企業的競爭力。這是國際氣候談判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這個過程甚至還會政治化。比如說新疆棉花事件，就是其在棉花全生命週期的追蹤過程中，他們認爲我們新疆棉花的生產過程是有污點的，這個就是妖魔化和政治化的表現。
因此，氣候變化問題，不僅僅是環境問題、碳排放問題或者是能源問題，更是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經濟的發展與生存的問題，涉及到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調整。
（來源：青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