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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習慣了不獲獎——這是我的打算，也是我的心理準備，”沉默寡言的南非小說家達蒙·加爾格特在他的第九部小說《承諾》（The Promise）獲得布克獎後的第二天早上說。他以前曾兩次入圍，憑藉2003年的《好醫生》（The Good Doctor）和2010年的《在一個陌生的房間》。他認爲整件事“令人深感不安”（他的母親已將他的詳細聯繫資料提供給南非的記者），他說前一日的頒獎典禮感覺一點也不真實，“就像被打中頭一樣。顯然，對於這本書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夜晚，所以我很難對此不滿意。”
這位57歲的作者本人身材瘦小（他是一位堅定的瑜伽修行者），談話中嚴肅而有禮貌，但小說中變幻莫測的狡猾敘述者的尖銳聲音顯然也屬於他。《承諾》通過40年來的四次葬禮，以創新的風格描述了一個南非白人家庭的故事，記錄了種族隔離後南非的衰落。這可能更像是JM·庫切的作品，而不是理查德·柯蒂斯的作品，但加爾格特的“四次葬禮”卻出人意料地有趣。（這家人被稱爲斯瓦特，在南非荷蘭語中是“黑人”的意思，正如他所說，是“一種內部黑話”。）除了《倫敦書評》最近的一篇“批評”之外，這部小說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比如一位評論家在書評開篇寫道，“令人驚訝的是，很多小說家都非常優秀，但只有少數是傑出的。”
通過一系列葬禮來講述故事的構思是在一次午餐酒後出現的，在那次午餐中，一位朋友用一系列家庭葬禮的軼事來“取悅”他：“間接吸引了我。”小說最本質的“承諾”的衝突——母親臨終前，希望她的黑人僕人薩洛米能得到她在家庭農場居住多年的小破屋——也是受到一位朋友的啓發，這位朋友的家庭和小說中的斯瓦特家一樣，“是歷史悠久的南非白人家庭風格”，想辦法不履行類似的承諾。
小說自1986年始，以2018年結尾，違背承諾的想法巧妙地貫穿始終。四場葬禮大約相隔40年，在南非近代史上也意味着四位總統。加爾格說，“和其他人一樣，對從波塔的黑暗時代到曼德拉的黃金時代運動，我感到難以置信的興奮，儘管其中總有一些不真實的意味，然後進入姆貝基時代的模糊地帶，最後來到祖馬統治時期的災難。”
他本並不打算髮表任何政治聲明，而是將國家情緒作爲故事的“背景牆紙”，將1995年的橄欖球世界盃、艾滋病毒、暴力犯罪增加和氣候變化的影響納入其中。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本小說的發展軌跡是向下的。加爾格回憶道，“我們在1994年擁有的承諾感是顯而易見的。而這種承諾幾乎已經消散了，我們現在的情況並不樂觀。”
書中幾乎所有的角色都未能實現他們的承諾，尤其是作家安東，他和作者一樣，大約同一時期在比勒陀利亞長大。“種族隔離制度的建立就是爲了服務於像安東這樣的人，”加爾格特說，“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擁有特權和權力。我認爲這種承諾對南非的白人男性來說可能已經消失了，但這並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安東超凡脫俗的妹妹阿莫爾決心確保他們母親的遺產得到尊重，他們之間的分歧反映了南非白人面臨的困境：“她的解決方案是放棄她的遺產，我想這確實是一種方式，但這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方案嗎？”他問道，“你如何能放棄你的特權？你不可能像在衣帽間那樣把它交出去。”哥哥和妹妹代表了加爾格特自己矛盾心理的兩面，在“利己主義和不厭惡權力的束縛，與放棄權力的衝動”之間糾結。
儘管充滿死亡、腐朽和失望，但寫作這部小說“非常有趣”。雖然喬伊斯、伍爾夫和福克納對他的影響很大，但費里尼也是——他還爲本書撰寫了序言。加爾格特在寫初稿時遇到了障礙，他休息了一段時間，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他向所有遭遇寫作障礙的人推薦這個做法。“語言是電影中最不重要的元素，”他說，“沒有人關心語言，這很奇怪，因爲如果你是一個小說家，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語言。”相反，他發現“攝影機的眼睛是自由的，它可以關注場景的任何地方”。
書中我們唯一沒有涉足的地方是薩洛米的內心，她對她周圍的人來說是“隱形的”，這種沉默是故意的。“像薩洛米這樣的人在現代南非仍然無法發聲，”他說，“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正是南非目前問題的核心所在。”
詹姆斯·伍德在他的《紐約客》評論中寫道，《承諾》比庫切的《恥》更悲觀，後者在1999年贏得了布克獎，作爲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暗淡寫照，受到了一些批評。在不想參與任何“悲觀主義競爭”的情況下，加爾格特確實不記得曾經對未來感到如此絕望。他認爲，新冠疫情期間的政府腐敗已經把南非“推到了未知的邊緣”，“我們習慣於政客邀功的想法，但政客在這種情況下邀功似乎是絕對的道德敗壞，我認爲這使南非在財政上破產了。”
加爾格特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他和他的家人在比勒陀利亞過着“普通的郊區生活”，他形容那裏就像是“整個種族隔離機器的神經中心——不是一個適合成長的地方”。但在他六歲時，他差點死於一種黑人兒童通常會患的淋巴瘤，這意味着直到處於昏迷狀態時他才被診斷出來。
他的康復使他成爲一個“醫學奇蹟，總是被推出去參加醫生會議等等”，他認爲這導致他在公共場所會感到焦慮。“昨晚在舞臺上，我感覺好像我又成了一個醫學標本，”他說。但他也認爲，因爲康復期間“沒有手機或視頻”，別人長達數月讀書給他聽，這使得他成了一名作家。“從我熱烈愛上了故事，到想要自己創作故事，只是短短的一步。”到了高中，他寫了兩本“非常糟糕的小說”，這成爲他的第一本小說《無罪的季節》，在他17歲時出版，“現在讓我有點尷尬。”
如今，加爾格特獨自生活在開普敦，享受着“安靜的生活”，並希望這種生活能基本不變地繼續下去。“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認爲生活有些預期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實現，但通常都不會，”他對自己的性格進行了反思。在第一部小說出版40年後贏得布克獎，並且是第三次被提名後得獎，他肯定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期許。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