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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在日本東京舉行外長級對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印度外長蘇傑生和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參加了這次會晤。
對於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之間的合作，有許多叫法，比如四國同盟、四國合作倡議、四方安全對話等，筆者在這裏採用的是四國集團這一較爲模糊的稱謂，以適應更多的情景和場合。
四國集團的“前世今生”
四國集團的最早構想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印度洋大海嘯災難。當時，爲了應對災後救援的巨大挑戰，美國倡議和推動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協調行動，加強災後救援合作。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着價值觀的旗號，倡導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進行合作，試圖構築聯盟體系。
2007 年 5 月，美日印澳四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舉行了首次安全對話；9 月，四國加上新加坡在孟加拉灣舉行了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但是，隨着陸克文擔任澳大利亞總理，澳大利亞首先宣佈退出四國集團，再加上大力倡導四方戰略對話的安倍晉三的驟然下臺，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對中國發揮作用的大力期待，都使得此次四國集團的構建如曇花一現，很快陷入沉寂。
2012 年，再次執政的安倍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戰略”，提議由美國的夏威夷、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從印度洋地區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但是在當時，美國主導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作爲美國盟友的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作爲美國夥伴關係國的印度都被納入到了這一戰略中，四國集團也就缺乏“用武之地”。
直到 2017 年，特朗普上臺後拋棄“亞太再平衡”戰略，“四邊對話”纔開始真正“復活”，並以兩次四國共同參加的磋商會議爲標誌，逐步走向務實合作。兩次磋商會議分別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6 月舉行，都是由美日印澳四國的外交部門司局級官員參加。2019年9月26日，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在紐約聯大開會期間舉行了首次四國外長級會議，將此前侷限於司局級的四國外交對話機制升級爲部長級外交對話機制。
四國合作的內在動力
那麼，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爲什麼在這10多年內能夠衰而不亡，現在甚至全面復活呢？這四個國家合作的內在動力何在？
我們可以從四國討論的內容中尋找答案。2019年外長級會議上，四國主要探討了支持私營企業在建設高質量基礎設施中的作用，加強四國在海洋安全領域的協調與磋商，促進印太地區的人權和良治，構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在今年的外長級會議上，四國外長共同討論了印太地區的安全議題，重點針對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擴大的軍事行動，並同意攜手維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概括地說，四國集團主要是以印太地區爲合作區域，從安全與經濟領域雙管齊下, 強調保障“海上航行與飛越自由”的同時，試圖加強在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基於“規則、自由、開放”的地區秩序。
遏制中國自然是其目標之一。比如在此次四國會議上，蓬佩奧再次毫無底線地叫囂和煽動對抗中國。
“亞洲小北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美國一直希望將四國集團整合成類似於北約的組織，強化“具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的國家之間的凝聚力，將印太防務關係正常化，建立印太地區的多邊安保框架。但是，美國這個夢想很難成真。原因很簡單，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完全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會永遠“隨美起舞”。比如，在前幾天的四國會議上，雖然各方同意大致每年定期舉行一次四國外長會議，但是會後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這說明了四國在不少領域還存在分歧，尚未達成共識。
日本一方面要藉助其他國家的幫助來敲打中國，改善在中國面前的博弈地位；另一方面又不願意與中國真正爲敵。在四國中，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更近，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也更加複雜。此外，與中國爲敵會降低日本在美國面前的國際地位，也會削弱其好不容易獲得的戰略獨立性和自主權。
印度從冷戰時期就堅持國家獨立自主，奉行不結盟政策，非常警惕從屬於任何外國力量，不太可能放下大國矜持而淪爲他國附庸。所以，印度傾向於以一種中庸的方式參與到四國集團中，既保證戰略自主，又主動去利用美國對自己的倚仗，努力創造一個有利於印度發展的國際環境。
而澳大利亞一直以來並不視中國爲競爭對手，中澳之間沒有明顯的戰略競爭。對於與其相距遙遠的中國，澳大利亞除了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大國天然的警惕外，其與中國沒有明顯的地緣競爭，而更多的是通過積極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來分享美國治下的地區秩序的權力與利益。但是它在經濟領域則更加依賴中國，所以一直處於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狀態。
可見，美國想構建遏制中國的“亞洲小北約”，恐怕只是美方的一廂情願而已。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