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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迪·史密斯的上一本書《大聯盟》（ Grand Union ）是一部富有試驗性的短篇集，然而最有趣的恰好是最不出人意料的。但這本新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暗示》（ Intimations ）收錄了一系列風格迥異的散文，記述了扎迪在新冠疫情期間離開紐約、來到倫敦後的封閉生活，在“一年中碎片的時間裏寫作”。她靜心冥想，探索這場大疫病對人的創造力有何影響，又如何塑造了政治輿論——與一些言語修辭上更爲冒險的東西相比，美國如何從戰後的英國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身上汲取經驗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她受到一系列影響，堪稱奇怪，比如說家庭、穆罕默德·阿里和一些 “偶發事件”，這也造就了史密斯萬花筒似的的個人形象，以及她的行文風格——將新冠病毒看作種族歧視的隱喻，順帶將英國首相智囊多米尼克·卡明斯（堅定脫歐派，提出英國羣體免疫）比作單膝跪在喬治·弗洛伊德脖頸處的美國警官警官德雷克·喬文。
這些文章的語言基調各異。有的章節把這一疫情時刻呼作“全球陷入大麻煩的黎明”，有些則認爲今天正是“全世界步入謙遜的前夕”。史密斯的文風是高傲的，她在書中寫道，“美國很少在哲學上把生存看作一個整體，”這也讓她的敘述顯得不那麼令人信服。尤其是她在談論作家對掌控力的需求時曾反思道，她自認爲與“這個奇怪而令人窒息的死亡季相比”，她更爲鬱金香着迷。新常態的日常瑣事令她興致大發，比如說隔着衣袖按電梯，又例如與媽媽通過Zoom打電話時被放大的不自在感。書中一篇文章以逃離的倉皇開頭：她胡亂收拾衣物，衝向ATM機換現金，好趕在航班停飛之前帶着家人離開，來到倫敦北部朋友的小屋裏隔離。她驚人地坦率：當一位鄰居告訴她，“我們都要走這一遭的，我們所有人，共同經歷。”她回道，“是的。”但音量幾乎連自己都聽不見。她繼續前行——真相已經大白，她要逃離這座城市。
《暗示》
扎迪·史密斯認爲自己是幸運的，這種感覺領着她絮絮叨叨，貫穿全書。她略帶愧疚地描述着和按摩師在曼哈頓關於下雪天學校停課的閒聊。“他任我發牢騷，彷彿對我來說，一天不寫作就天崩地裂，經濟上、精神上等種種方面都會產生或存在主義或現實的影響。”她在書中寫道，自己之所以寫作，“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就是自己的心理怪癖，來應對我的任何個人失敗，”寫作也許可以“給認真工作的嚴肅之人帶來某種樂趣”。還有一篇文章描繪了她鄰居在隔離前創作的一副鋼筆畫：一位坐着輪椅的人在紐約客之間滑行，“這些來去匆匆的人彷彿耗子逃離一艘將沉之船。他們在逃避什麼呢？流感嗎？糟糕得多的東西我都見過了。”還有一個故事更加荒誕驚悚：史密斯弟弟同校的一個女生在隔離期間被男友謀殺，後者還放火燒了她的公寓。
左：隔離期間的我；右：隔離期間，我有六歲以下小孩的朋友
如果說史密斯因爲自己的幸運而痛苦的話，這種情緒是微妙的。在《像梅爾·吉伯遜一樣受難》中，她發出了對優勢話語的警告。這篇文章的標題取自互聯網梗，在《耶穌受難記》片場，導演梅爾·吉伯遜指揮者主演詹姆斯·卡維澤在荊棘冠下流血受苦，這張圖片成爲了表情包素材（如上圖，左：隔離期間的我；右：隔離期間，我有六歲以下小孩的朋友）。在這裏，史密斯覺得自己有義務告訴大家，“相比於許多人，她是幸運的。不方便之處自然會有，而且可以說是頻繁，但她並不因此而感到痛苦。”最終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她提出了更具挑釁性的觀點：承認自己的麻煩，會讓解決他人的困境變得更容易。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