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如何竊取了德國文化?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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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粹於1933年奪取政權之前,他們就已將戰車馳騁在想象中的戰場上。黑暗的“盛會文化(event culture)”勢頭正盛。在魏瑪共和國,現代主義自由發展,國家主義亦然:異教徒風格的儀式、在河船上舉行的焰火表演以及民間音樂集會便是例證。

莫里茨·福爾默(Moritz Föllmer)是一位非傳統學者,他以敏銳的文化眼光看待大都市的生活、政治以及個人的奮鬥和消遣,並將此視作災難降臨德國的背景。他認爲,納粹主義的文化產物之所以迷惑瞭如此衆多的德國人,正是因爲它迎合了從中產階級保守主義到新興大衆文化的各種口味。這種結合通過吸引各色人等“動員了龐大的能量”。

《第三帝國的文化》(Culture in the Third Reich)探索了包括從雜誌到音樂會、電影院、選美比賽等多種流行的消遣方式如何助長了德國法西斯主義。日記和信件爲按時間順序的敘述增添了質感。在魏瑪共和國走向滅亡的日子裏,我們“遇到了”伊麗莎白·格斯萊本·馮·奧爾滕(Elisabeth Gersleben von Alten)。在她對於貝爾託·布萊希特和庫特·魏爾的作品《三文錢的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的思考中,她總結道,這部作品投射出了與時局格格不入且尖刻的社會主義信息,並稱其“讚美了犯罪行爲”。她本人恰恰是當時方興未艾的納粹黨豐厚文化土壤的最好例證——她受過良好教育,又是個偏狹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她寫信給女兒,讚美理查德·瓦格納:“真的有如此美麗的東西存在嗎?不經常享受它是多麼愚蠢的事情。任由日常瑣事使我們忘記德國的知識財富——這是多麼愚蠢的事情。”

不過,到了1932年,該運動的“盛會文化”已不僅僅是給已故作曲家唱讚歌。莫里茨·福爾默提醒我們,這是巨大的創新和能量,是徹頭徹尾的現代納粹。

《第三帝國的文化》

電影技術的飛躍充分利用了新興趨勢和大衆文化的快感,同時還自稱代表了日耳曼人永恆的奮鬥。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一定財富、積極參加文化活動的德國人是極好的,只要你不要在政治上站錯了隊——隨着元首不斷鞏固自己的力量,政治站隊越來越嚴重。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擔任了宣傳部長,他大幅度增加電影和戲劇補貼,甚至經常一時興起自我任命爲事實上的導演,他喚起了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的電影《製片人》中的那種精神。戈培爾寫道:“電影會議。克倫威爾材料已準備就緒,輪廓清晰。會真的很好。我的想法。”

穿着休閒服裝、氣色良好的度假者的照片充斥着雜誌的頁面。莫里茨·福爾默觀察到,“專政干預與資產階級制度和現代趨勢並存。”

戈培爾希望增加外國對德國文化的尊重,這使他與在國內壓迫文化的當權者發生衝突。他與薩克森州的大區長官(納粹德國時期各大區的領導者)陷入了僵局。他尖刻地寫道,“如果他當權,那德國就再也沒有劇院了,只有大衆選美比賽、露天表演、神話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到1930年代中期,“烏托邦內容”以及苛刻的鎮壓被有意識地加入了宣傳。福爾默認爲,埃裏希·瑪利亞·雷馬克的和平主義長篇小說《西線無戰事》的出現代表着文化成爲了一種徹頭徹尾的武器。在該書改編的電影首映式上,納粹支持者釋放了臭氣炸彈和老鼠驅逐觀衆。不久之後,異議者被施以恐嚇、逮捕以及暴力。無政府主義作家埃裏希·米薩姆(Erich Mühsam)被迫在政治表演場所扮演狗的角色,並在嘲笑他的觀衆面前喝下污水。敘事的力量產生了有毒的虛僞——所有故事都必須以當局認定的方式收尾。當埃裏希·米薩姆拒絕自殺並接受報復行爲時,監獄看守將他打死,並聲稱他是自殺而死。

福爾默認爲,第三帝國成爲了一個“Gesamtkunstwerk”(文化綜合體),這個詞通常被用於描述理查德·瓦格納歌劇的全方位主導地位。這讓我們注意到本書的瑕疵所在。文化研究是一個術語較多的領域,翻譯很容易變得不那麼流暢易懂。比如,對於“文化是第三帝國的美麗外表”這句話,我們可以憑直覺理解其含義,但書中的翻譯並不流暢。

文化成了國家的“表演”,它在傳達可怕的種族純潔論,並在爲軍國主義和社會衝突做準備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扎拉·萊安德(Zarah Leander,瑞典歌手、演員)在《偉大的愛》中扮演主角——一個女孩在東部戰線遇見德國空軍,這是一部關於英雄犧牲的愛情故事。1942年該片發行時,有2800萬觀衆在電影院觀看了該電影。在那些波瀾壯闊的日子裏,戰爭機器需要不同且更復雜的宣傳。不過,演出一直就這麼進行着。

1945年納粹崩潰後,殘局被迅速清理。德國文化出現持續的斷層,人們圍繞着那些敵對流亡者後代中順應潮流或實行抵抗的代表展開激烈爭論。良心的衝突一直持續到我的時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東德和西德。戰後對“抵制文化”的應用意味着,納粹藝術的支持者在不良藝術等於不良政治的前提下,被從官方公衆記憶中抹去了。年輕的德國人或許不會知道,扎拉·萊安德曾經如此廣泛地出現,也不會知道雕塑家亞諾·布雷克(Arno Breker)——他曾雕刻出了巨大的公共作品以取悅元首。不過,他仍然在私下悄悄受到追捧,只不過暗地裏意識形態已經發生偏移。沒有哪個人能完全解釋爲什麼德國如此狂熱而災難性地擁抱了希特勒。不過,《第三帝國的文化》的確深入地解釋了“第三帝國閃閃發光的外表”是如何發揮了重要且致命的作用。

本文作者Anne McElvoy系《經濟學人》的高級編輯,著有《牛背上》(The Saddled Cow: East Germany’s Life and Legacy)一書。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