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電影要如何描述環境危機？

這個世界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一個英雄。有人對抗着氣候變化帶來的巨大生存威脅，有人團結全球人民保衛地球，有人激勵我們，儘管危機如此嚴重，我們仍要努力尋求環境正義。

在很多方面，兩個這樣的個體已經存在——17歲的格里塔·桑伯格和94歲的大衛·愛登堡。至少，這是兩部本月發佈的新紀錄片帶給我們的啓示：納丹·格羅斯曼的《我是格里塔》以及艾雷斯泰·法瑟吉爾、喬納森·修西斯的《大衛·愛登堡：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桑伯格和愛登堡出生於不同的年代，但他們分享着同一個充滿激情的信息：人類的命運現在依賴於我們對自然世界的徹底重組。

桑伯格的成名來勢兇猛。2018年秋天，這名少女獨自坐在瑞典議會外，“爲氣候而抗議”。一年後，正如影片中詳細紀錄的那樣，她在紐約發起了史上最大的氣候運動，並質問聯合國官員：“你們怎麼敢這樣！”

相比之下，愛登堡的職業生涯已經建立了數十年，在《地球上的生命》中，我們看到他面對的正是桑伯格含蓄地擺在他（和我們所有人）腳下的指責：你爲什麼不多做點事情呢？回顧自己作爲野生動物電影製作人和主持人的職業生涯，愛登堡描繪了“我們是如何犯下我們最大的錯誤”的故事：人類的消費增長到了足以威脅地球上每一個生態系統存在的程度。

這兩部影片在關注個人生命故事的同時，似乎也對英雄人物本身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在《我是格里塔》的開頭，桑伯格矮小的身材幾乎讓人無可抵擋。我們首先看到她坐在一艘帆船的甲板上，在洶涌的大西洋海浪中穿行；之後是她蹲在她那張超大抗議標牌旁邊，緊緊抱住自己的膝蓋，彷彿要讓自己顯得更小。她曾一度對氣候問題憂心忡忡，以至於三年來只和自己的直系親屬說話，如今她的名聲讓她感到驚訝，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樣。

《我是格里塔》劇照

一切並非毫無回報，在影片的結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桑伯格不僅得到了朋友，還收穫了盟友。“你是真正的英雄，能認識你真是太好了，”一位同爲青年活動家的朋友告訴她。

但名聲也帶來了焦慮。在幕後花絮中，桑伯格的父親努力說服她吃東西。她和朋友談起過職業倦怠，她曾和一些世界領導人合影（如法國總統伊曼紐爾·馬克龍），也被別人嘲笑爲“頑童”（如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我不想做這些事，這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她在片中說道。

圍繞在這一切之上的是一種對傑出個體的尊敬，但這與那種將人類對自然世界的開發和統治正當化的思考鏈條，只有一步之遙。只有集體行動——而不是個人英雄——才能拯救地球，而桑伯格的力量與許多人認爲可能是弱點的特質聯繫在一起。“有時候，”她說，“感覺好像我們這些亞斯伯格症或自閉症患者，是唯一能清楚地透過靜態觀察事物的人。”

在某種程度上，愛登堡也拒絕英雄主義的光芒。在《地球上的生命》中，他在黑色背景下直接對着攝像機講話，幾乎就像在受審或懺悔。影片的基調主要是對已經造成的傷害進行補救——對人類能脫離險境的前景，只懷有部分希望。

這兩部紀錄片都在尊重其他生命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強有力的另類視角。對其他形式的生命、情感和智慧的讚美是愛登堡所有作品的核心，而這部紀錄片給它注入了一種近乎救贖的力量。影片中最黑暗的時刻過後，在展望未來可能發生的生態滅絕的場景中，老虎、熊、鹿和青蛙的完整蒙太奇鏡頭出現在觀衆眼前。“在這個世界上，一個物種只有在它周圍的一切都繁榮的時候才能繁榮，”這是愛登堡的終場思考。

同樣的信息在《我是格里塔》中以一種不那麼明確，但可能更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她回來拜訪當地馬廄院子裏的一隻棕色小馬駒。在這些安靜的時刻，當她用鼻子蹭它的脖子、撫摸它的鼻子時，這種輕鬆的聯繫幾乎顯得具有超越性。

正如思想家和活動家現在越來越強調的那樣，我們必須學會把自己看作是彼此深度依存的生命，而不是彼此界限分明的個體。在這兩部電影中，桑伯格和愛登堡開始重新定義英雄主義本身，挑戰（他們已經成爲的）全球氣候領導者的意義。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