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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爲冷戰遺產的北約組織整起了“惡意求亮”的活兒。11月30日北約發佈了題爲《北約2030》的政策報告，在繼續將俄羅斯定位爲未來10年該組織主要對手同時，不斷強調中國“很可能成爲歐洲和美國共同面對的新安全威脅”，鼓吹北約應“應對中國在大西洋、北極等地區潛在軍力擴張挑戰”，以及“對其他國家搞”脅迫外交”的行爲”。12月2日，北約更是舉行外長會，並邀請歐盟、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韓國、瑞典和芬蘭外長參加，中國崛起亦是核心議題。
雖然北約祕書長斯圖爾滕貝格在採訪中表示“中國並非北約的敵手”，但實際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斯圖爾滕貝格苦心拉攏十位“獨立專家”的作者羣，以及德國前防長德邁齊埃、法國前外長休伯特·韋德琳以及意大利前外長瑪塔·達蘇等組成的“專業團隊”，即是讓炒作“中國威脅論”的報告更具權威性。事實上，這一系列操作都在指向一個目標，即北約正在自身嚴重承壓背景下試圖以“新對手”實現“再出發”。
作爲初衷是威懾蘇聯的西方軍事集團，北約自冷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尋求如何“基業長青”。然而近年來北約不僅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轉型，反而處於江河日下的發展態勢。不僅該組織因美歐之間軍費佔比爭端而分歧加劇，土耳其這一非西方國家亦和俄羅斯互動曖昧，甚至土耳其和希臘兩個同陣營國家甚至因東地中海問題走在同室操戈的邊緣。而去年年底法國總統馬克龍拋出的北約“腦死亡論”更是給該組織造成信心上的劇烈衝擊。歸根到底，北約所謂迷失是蘇東集團解體後進入“無敵的寂寞”，而在國際戰略形勢和歐洲安全格局劇變之下亦不知該如何作爲。
而斯圖爾滕貝格作爲機構掌門人，出於提振北約自身活躍度的考慮，試圖尋找假想敵以圖產生“鮎魚效應”，刺激各成員國一致對外和內部團結。中國背鍋中槍亦不足爲奇。捷克智庫“中東歐中國觀察家組織”創始人伊萬娜·卡拉斯科娃表示，美國過去幾年一直在推動中國成爲北約議程中更重要的議題。同時隨着拜登即將入主白宮，歐洲戰略界的大西洋派對於美歐在各領域加強全面合作給予了厚望，也對北約在夯實美歐安全和戰略紐帶的機制性功能更加看重，進一步鼓動北約制定更具進攻性和冒險性的戰略規劃。
從《北約2030》報告來看，其更像是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在盟國網絡層面的延伸。從經貿到網絡，從軍事現代化到價值觀，從南海到非洲，字裏行間透露出戴着意識形態的眼鏡看待中國，鼓動開展對異教徒戰爭般的強硬對抗。報告甚至呼籲盟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等多方面“應對中國挑戰”，還不忘反覆強調成員國之間應構成一致立場，以及建立“對華政策諮詢中心”以及“民主韌性中心”等冷戰色彩極強的政策機構。這些使得這一組織在服務美國對華戰略的功能性作用更趨突出。同時，斯圖爾滕貝格甚至迫不及待地向美國候任總統拜登發去2021年訪問北約總部的邀請，可見北約向美國貼靠之近。
作爲立足歐洲安全保障的防衛性組織，其將觸角伸向亞太，劍指與其毫無直接地緣衝突的中國，不僅暴露窮兵黷武的本性，同時也顯示了該組織“病急亂投醫”。事實上，正如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所言，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的中國有所謂“安全威脅”本身就是僞命題，炒作“脅迫外交”和“價值觀分歧”的用心值得懷疑，北約應樹立正確的中國觀。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非傳統安全挑戰疊加，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更應該肩負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而北約如果不能聚焦於保障歐洲安全的深層次問題，而是在冷戰思維和惡意求關注的指引下走上對抗中國的道路，那麼很可能成爲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在死衚衕裏迷失於妄想之中。在北約內部存在相當部分國家看中對華合作長遠利益之時，北約整體脅迫成員國組成反華戰車，甚至利用共同防衛“第五條款”將印太地區的對抗風險加劇，都將讓各國民衆深感北約帶來的負資產，使得其長遠發展之路越走越狹隘。
事實上，當今歐洲乃至整個歐亞地區仍面臨諸多非傳統安全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威脅到歐洲自身的穩定，同時也並非西方國家能夠獨立解決，亟待與其他各方開展基於互信和互利的有效合作。同時，如果北約的初衷是“防禦和安全”，那麼其完全有機會轉向區域安全協調，發揮構建互信與溝通的作用。正如華春瑩發言人表示，中方願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同北約開展對話與合作。而自己生病讓別國吃藥，不僅治不了病，反而會把道越走越窄。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