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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太日報評論員林源
中美軍事關係被稱爲當今世界上最重要、最複雜、受制約因素最多的雙邊軍事關係之一，也是兩國關係發展的“晴雨表”。建交40多年來，中美軍事關係大致以十年爲一個循環，先後經歷了“蜜月期”、“動盪期”、“磨合期”和“對抗期”4個階段。疫情這三年，中美軍事關係經受了美方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具體體現在4個方面：
一是戰略定位更爲負面。簡言之就是，“競合”關係中“競爭”一面更加凸顯，“合作”一面相對淡化。例如，在去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將中國稱爲“唯一既具有戰略意圖，又擁有不斷增長能力來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在國防戰略中，將中國稱爲“步步緊逼的挑戰”。
二是軍事挑釁更爲赤裸。主要做法是通過軍事示強舉動、聯合演訓活動和“航行自由行動”，不斷試探我底線紅線及能力底數。尤其是在臺海方向，美國將“一中政策”空心化的戰略意圖更加明顯。去年8月佩洛西訪臺，引爆了近26年來最嚴重的一場臺海危機，讓中美軍事交流機制陷入癱瘓；而美方近年對臺軍售持續“加碼”，也讓中美軍事互信基礎遭受重大打擊。
三是遏控圍堵更爲綿密。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強調以盟制華、體系遏華。從盟友體系看，美國依託美英澳“奧庫斯”三國聯盟、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機制，以及其他雙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和軍事聯盟體系，不斷壯大印太朋友圈。從軍力佈勢看，美國不斷增加印太地區海空軍力部署，因應“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持續收縮第一島鏈兵力及武器平臺，使對華軍事圍堵的“防守”更具韌性，“進攻”更趨多元。
四是技術競爭更爲激烈。中美軍事技術競爭發軔於美國人十年前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戰略”，其中強調要“在未來10至15年裏推動聯合部隊的發展”，在無人、遠程、隱形和水下作戰等方面實現對潛在作戰對手全天候和全維度的作戰優勢。疫情這三年，雖然“抵消戰略”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其體系佈局、技術致勝、全域懾控的“衣鉢”卻在美軍多個作戰概念中得到傳承，如“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敏捷戰鬥部署”等。
總的看，疫情這三年，中美軍事關係持續在低谷徘徊，有三大突出的特點：
一是根基的脆弱性。與經貿、外交和人文等領域不同，中美軍事關係既不相互依存，也沒有全球及地區層面的持續性互動，“根基不深”、“聯繫不緊”決定了兩國關係一旦惡化，軍事互動將率先“熔斷”；而只有兩國關係改善到一定程度，軍事關係才能“解封”。
二是矛盾的複雜性。中美軍事關係的“堵點”，既有認知層面的差異，如對“軍事透明度”“地區安全秩序”“中國軍力發展”的不同理解；也有現實層面的對抗，如美方在東海問題上的“長臂管轄”、臺海問題上的“玩火”、南海問題上的“拱火”等；更有未來層面的博弈，如“人工智能、無人技術等前沿科技的較量”等。
三是轉圜的緊迫性。中美軍事關係需要建立更多機制化的溝通渠道，才能避免“擦槍走火”；中美關係只有剎住倒退的“剎車”，才能避免讓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讓世界陷入“至暗時刻”；中美軍事關係的持續改善，不僅有益於兩國任命，更是印太地區國家的“福音”。
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未來十年稱爲“決定性的十年”。對於中美軍事關係來說，“後疫情時代”也是兩國軍事關係發展的“決定性階段”:
第一，充分溝通是前提。一方面，渠道可以更加多元。另一方面，內容可以更加聚焦，如核政策、網絡安全、前沿技術軍事應用等這樣，既可爲雙方闡述戰略意圖提供平臺，又能達到增信釋疑的目的。
第二，管控危機是重點。不可否認，當前中美軍事衝突不僅“風險點”很多，而且“燃點”很低。這裏，一方面，要摒棄“敵性”思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關切，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登門檻”。另一方面，要把握博弈“火候”，對美方來說，無論是過度進行“航行自由”，還是過度增加自身“安全係數”，以及過度強化與盟友的軍事合作，都可能對中美軍事關係產生負面甚至是災難性影響，
第三，夯實合作是出路。合作既是當前中美軍事關係的“難點”“痛點”，也是未來中美軍事關係發展的“正路”“出路”。這裏，一方面，可在“小處”綿綿發力，如增加信息通報內容等。另一方面，可從“大處”尋求突破，雙方可在維護海上安全、解決國際衝突、幫助戰後重建等方面並肩而行，在覈、網絡、太空等領域積極尋求合作。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