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接近印度?澳大利亞自我打臉

亞太日報

text

作爲“四方安全對話”的兩個成員,澳大利亞與印度正在加速走近。澳印發展正常外交關係本無可厚非,但顯然“對抗中國”是澳印接近背後的“不正常”動機。據美聯社8月9日報道,剛以貿易特使身份訪問印度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回國後大談印度可以“取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幾乎所有中國問題的答案都是印度”。

澳印似乎正在加快補回昔日欠賬,推動“四方安全對話”更具實際意義,但雙方單是發展經貿合作這一條就面臨重重困難。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錢峯認爲,澳大利亞想在全球供應鏈上“去中國化”並不現實,中國全產業鏈的優勢以及在疫後全球經濟復甦方面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

澳“變臉”動機拙劣

8月9日,阿博特在《澳大利亞人》刊文稱澳大利亞和印度正在加速雙邊貿易。阿博特認爲,現階段印度雖然不及中國富裕,但是印度是世界第二大鋼鐵和藥品生產國,對全球供應鏈而言,印度將來可能“取代”中國。

阿博特對華經貿合作態度的反轉令人生疑。2015年,正是阿博特在擔任澳大利亞總理期間中澳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這被認爲是阿博特執政時期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阿博特在對華經貿關係問題上“變臉”,背後不只是經貿問題那麼簡單。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沈予加在接受深一度採訪時表示,阿博特此次發聲的政治動機是強化印澳雙邊關係,進而爲“四方安全對話”的線下首腦峯會做鋪墊。

起源於2004年的“四方安全對話”原本是美日澳印四國之間的鬆散聯盟,在10餘年間並未掀起任何波瀾。然而,隨着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四方安全對話”成爲美國在亞太地區拉幫結夥對抗中國的一大抓手。今年3月,在拜登政府的主導下,“四方安全對話”首次召開線上首腦峯會。近段時間以來,拜登政府頻頻放風今年將召開“四方安全對話”線下首腦峯會。

主動與印度接近,澳大利亞除了有爲經濟多找一條出路的打算外,也是向美國“表忠心”的手段。美國之音7月31日的一篇報道稱,“四方安全對話”重啓之後,成員國最先對中國的態度也並非一致,尤其是印度。“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印度總理能面對面參加會談,正能把四國之間唯一一個對抗中國的不確定因素補齊,從此口徑一致。”就在上個星期,阿博特受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委派,以貿易特使的身份訪問印度。在此次發表在《澳大利亞人》的文章中,阿博特露骨地稱“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迅速達成協議將是民主世界向中國外傾斜的一個重要標誌”,“幾乎所有中國問題的答案都是印度”。

澳印經貿合作引質疑

不過,阿博特對印度的吹捧,卻引來澳大利亞網友的嘲諷之聲。

在阿博特的推特賬號下,網友留言表達了對澳印貿易合作的質疑。一位名叫Farjad的網友評論稱“印度在過去五年沒有做過任何了不起的事,也並未兌現任何承諾”;名爲Dr.jimothy的網友留言道“將政治與商業混在一起是澳大利亞破產的方式,澳大利亞人將迎來一個警告”。

據澳大利亞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20年中澳貿易額爲2296.23億澳元,同期印澳之間貿易規模還不到300億澳元。沈予加認爲,澳印雙方不僅貿易規模不大,印度在澳印貿易中的逆差地位,更是雙邊經貿合作中的不穩定因素。

與往屆印度政府相比,莫迪政府的貿易政策轉向民族主義,具有更明顯的重商主義和保守主義傾向。2014年,莫迪一上臺就對前任政府參與達成的世貿組織巴厘島協議開出“否決票”,進而拒絕簽署此基礎上的《貿易便利化協定》。莫迪政府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就是印度經濟發展路徑鮮明轉向的標誌,意味着印度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開放和“擁抱全球化”日益向保護主義傳統回調。

近年來,印度提高關稅稅率的舉動越來越頻繁。2018年印度對進口產品徵收10%的社會福利進口附加稅,大幅提高部分植物產品的進口關稅。下半年又一次提高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2020年,印度又將鞋類、傢俱、玩具、電器和電子產品等一系列進口產品的關稅提高了20%。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發佈的一份關於2021年印度投資環境的聲明稱,印度市場仍然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經商之地。新的保護主義措施,包括提高關稅、限制選擇的採購規則、不基於科學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以及與國際標準不符的印度特定標準,有效地將生產者從全球產業鏈中拒之門外。

就在阿博特大肆吹捧印度市場時,印度正在對澳大利亞重要的出口產品葡萄酒徵收高達150%的關稅,澳大利亞羊毛也正在被徵收一系列其他關稅。阿博特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雙方的挑戰是“克服印度的傳統保護主義,以及將貿易談判視爲零和遊戲的傾向”。

中國市場吸引力無法替代

急於尋找印度作爲替代市場,也暴露出澳大利亞正在陷入失去中國市場的窘境。《紐約時報》2020年12月1日曾刊文稱,“沒有幾個國家像澳大利亞這樣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獲得瞭如此之多的財富”。

“失去(中國)市場對我生意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位於澳大利亞南部的海鮮公司弗格森澳大利亞集團總經理安德魯·弗格森今年6月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這篇報道稱,中國佔澳大利亞南部龍蝦出口的96%左右。當中國不再進口澳大利亞龍蝦後,當地龍蝦價格暴跌。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澳大利亞農業及資源經濟與科學局7月曾發佈一項研究結果: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葡萄酒出口可能“完全停止”,如果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不積極拓展新市場,到2025年可能損失至少數十億美元。

雖然尋找中國替代方案的討論近年來在澳大利亞越來越熱烈,但不少專業人士都認爲這絕非易事。英國廣播公司援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經濟專家簡·戈利的話說,“沒有任何其他選擇能夠接近中國的數字。”

錢峯在接受深一度採訪時表示,產業鏈在全球範圍內的分佈和耦合是現代經濟客觀發展的結果,美國尚不能改變,更何況經濟體量更小的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8月6日在美國《外交》雜誌發文評論稱,中國經濟的吸引力將是削弱“四方安全對話”乃至更廣泛反華勢力的最有力工具。陸克文認爲,“如同過去一樣,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份額的增加仍然是其最重要的戰略優勢。”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