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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風波之後，2019年瑞典文學院恢復了文學獎的頒發——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2018年的獎項則授予了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對賠率榜進行過了很多分析，得出了賠率榜對預測文學獎已經不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故此處不再贅述。拋開賠率榜，我們還可以根據哪些因素來展望和預測2020年的諾獎呢？
走向保守
2019年諾獎文學獎評審團主席Anders Olsson在開獎前揭示了評獎規則的變化，聲稱當年的獎項將會“開拓我們的視野”，扭轉這個獎項長久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男性主導”的頒獎傾向。
在動搖性別壟斷方面，2019年公佈的兩位得主也許象徵着一些進步；但在改變歐洲中心主義方面，文學獎並沒有做得更好——漢德克與託卡爾丘克兩位作者，無論是從國籍、書寫語言，還是文化認同來看，都很難說不屬於歐洲文學共同體（歐洲中心主義的變化可能只是將中心從西向東移動了一點兒）。
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和彼得·漢德克 圖片來源：Sascha Schuermann/ 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Guardian
這一點也引發了外媒的批評。《衛報》就刊登了一篇題爲《諾獎承諾減少歐洲中心主義，卻選出了兩位來自歐洲的獲獎者？》的文章，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歐洲獎”，並對瑞典文學院發問道：“他們對作家的探究有多勤勉？諾獎委員會有多博學？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認知度到底有多高？”
從2019年兩位獲獎者的授獎演說來看，漢德克的演講圍繞着母親、童年與家鄉展開，母親反覆爲他描述村裏人的故事，爲他持續一生的寫作提供了衝動。這不禁令人想起2012年莫言的諾貝爾獲獎演講《講故事的人》，主題也是母親、童年、家鄉以及講故事。託卡爾丘克的演講關鍵詞之一也是“故事”，與漢德克和莫言相比，她更偏重於揭示故事與意義的關係，強調故事能夠在意義周圍遊蕩，不直接將道理表達出來。諾獎對於故事與故事性的反覆強調，不禁令人猜測，今後的文學獎要頒給講故事的人了嗎？從文學回到講故事的傳統，究竟是一種復興還是倒退？ 對於故事性的強調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默認了寫作者思維、情懷與視野的萎縮？
所謂“講故事”只是管窺一豹，關於文學獎，我們可以預見的是，與評審宣稱的規則“開放”不同，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更加保守了。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諾獎近些年的醜聞風波，瑞典文學院急需授獎給一些極有聲望的“保險”作家，重建這一獎項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如果再像前幾年一樣將獎項授予一位搖滾歌曲創作者或非虛構寫作者，諾貝爾獎很可能再次深陷非議。（漢德克自獲獎後，因政治立場問題而引來範圍甚廣的抵制和抗議，但他在演講中完全迴避了這方面的迴應。）
與此同時，文學獎也需要一些優秀的“新生”力量來平衡其過於保守的品位。這也許就是2018年與2019年的兩位獲獎者——一男一女，一年老一年輕——如籌碼一般分置在天平兩端的原因。
我們在以往的諾獎預測中已經提及文學獎的經典化的傾向，瑞典文學院對2018年文學獎得主託卡爾丘克的評價也同樣是經典化的——“敘事充滿百科全書式的激情，代表一種穿越界限的生命的藝術形式。”從瑞典文學院多年的授獎詞來看，2017年的諾獎得主、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詞中被稱爲是歐美經典作家簡·奧斯丁、弗蘭茲·卡夫卡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混合體”；2016年大爆冷門的鮑勃·迪倫，被稱讚爲“在美式歌謠的傳統下，創造了全新的詩意的表達”；2012年諾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被讚美爲“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
無論是奧斯丁、福克納還是“美式歌謠傳統”，瑞典文學院認可的經典文學傳統總是以歐美作家爲主導，即使這位作家來自中國、寫的是山東某個鄉鎮，也可以將其順理成章地歸爲“福克納”和“馬爾克斯”鄉土書寫的一派。換言之，如果想要得到瑞典文學院的垂青，作家應該是屬於、或者必要時可以被轉譯進入這樣的文脈之中的——託卡爾丘克的千頭萬緒的開放式寫作被讀作“百科全書式的激情”就是一個例子。而將獎項頒給接續傳統的作家，讓他/她成爲傳統的一部分，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在一年年的頒獎中塑造經典、並同時進行“自我經典化”的手段。
追隨布克
風波過後，爲塑造合法性與正統性，諾貝爾文學獎也需要其他文學獎項的“加持”，其中最值得諾獎評審關注和參考的，就要數有着逾五十年曆史的布克文學獎（Man Booker Prize）了。諾貝爾文學獎與布克獎之間的微妙關聯並非臆測，布克獎官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得主奧爾加摘得諾獎後，布克獎官網發佈了一篇題爲《奧爾加通往諾貝爾之路》的文章。文章首先以黑色幽默式的風格祝賀奧爾加獲得了“世界第二負有盛譽的文學獎”（the second most prestigious prize in literature），暗示布克獎纔是世界第一文學獎，並稱奧爾加雖寫作多年，但自從去年獲得國際布克獎纔開始廣泛進入公衆視野。文章還列出了一份由布克獎走向諾貝爾獎的作家名單，其中包括印度裔英國作家V.S.奈保爾（V.S.Naipaul）、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南非作家庫切（J.M. Coetzee）與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布克獎動態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具有“啓發”意義，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理解，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學領域裏，找出合適的文學獎候選人談何容易，布克獎的短名單和長名單都可以成爲諾獎的參考名單。
布克官網發佈的《奧爾加通往諾貝爾之路》一文
近些年，布克獎與國際布克獎遴選出了地域多元、視野豐富的作品。去年布克獎開出“雙黃蛋”，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與英國作家伯納德·埃瓦里斯託（Bernardine Evaristo）共同獲獎，阿特伍德當年出版的作品是《使女的故事》續作《遺囑》，埃瓦里斯託的獲獎作品爲《女孩、女人和其他人》。2019年的布克國際文學獎授予了一部阿拉伯語作品，作者阿曼作家赫爾蒂（Jokha Alharthi）是第一位被譯介進入英文世界的阿曼女作家，她的作品《天體》通過三個姊妹的視角關注阿曼現代化進程。2018年布克獎的獲獎者是北愛爾蘭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她的獲獎作品《送奶工》講述了北愛爾蘭地區“問題”時代中的動盪與暴力，伯恩斯也是首位獲得布克獎的北愛爾蘭作家。更早的時候，2017年布克獎獲獎作品是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的《林肯在中陰界》，圍繞着佛教“中陰”的概念展開；2016年美國作家保羅·比蒂（Paul Beatty）的《出賣》以架空歷史的方式書寫了復辟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主題，他也是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布克獎的美國作家。
布克獎近年來以北愛爾蘭歷史、阿曼現代化、架空甚至靈異題材，不斷拓寬邊界、刷新記錄，體現了更爲廣闊的眼界與更大的魄力，真正動搖了歐洲、白人與男性的多重“中心主義”。布克獎對文學的疆域開拓並不在於另闢蹊徑——比如從其他文類中挖掘正統性——而在於發掘對現實更具洞察力和把握力的文學作品。這一點在今天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顯得尤爲重要。
如果諾獎評審——如我們推測的那樣——也在關注着布克獎的動態，那麼2020年最有希望獲得諾獎的作家，是2019年布克獎得主之一、最符合諾獎“經典化”要求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中文世界
自2012年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內對文學獎的討論進入了一個較長的沉寂期，而在去年諾獎公佈前夕，中國作家殘雪突然藉由賠率榜進入大衆視野， 中國媒體、讀者、評論界和出版社各方都捲入討論。雖然她最終無緣諾獎，這場討論也已過去，但依然折射出了人們對於諾獎尤其是“諾獎奇蹟”的期待。
2019年10月，不少媒體報道了殘雪躋身賠率榜前列的消息（進入諾獎賠率榜不等於入圍諾獎，諾獎賠率榜由博彩公司Nicer Odds編制，很有可能是“新學院獎”、國際布克獎和過往的賠率榜的拼貼），熱心讀者也捲入了這一波賭博一般的熱潮之中。在豆瓣最大的讀書組裏，一位網友發帖表示已搶先下單數本殘雪小說，14部作品花費300餘元，標題爲“賭一單！！！不拿獎就吃土”。
在這波討論中，國內的文學評論者和研究者也紛紛表達了對於殘雪作品的看法。復旦大學教授嚴鋒在其微博中表示，雖然不喜歡殘雪筆下“神經病一樣的人物和噩夢般的世界”，但作品中“直面虛無與黑暗的力量”使她成爲了“魯迅的傳人”。也有學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認爲從文字、思想、學問等角度看，殘雪都距離魯迅“十萬八千里”。除了“魯迅傳人”，殘雪身上的標籤還有先鋒派作家代表、中國的卡夫卡、最“反傳統”、最“現代派”中國女作家等等。在另一頭，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也在朋友圈發出了“我社殘雪作品已經全部售空，正在加印”的消息，稱“即使不得獎，這一次，也完成了在大衆認知中的殘雪普及”。
在這一波諾獎討論之中，各方都將殘雪的“冷門”當做了宣傳的熱點，湖南省圖書館微信公衆號推送的文章標題爲“湖南女作家成爲諾貝爾文學獎大熱門，卻可能只有萬分之一的人知道她”；閱讀器kindle推送文章介紹殘雪作品時，使用的文案是“最受中國文壇忽視的諾獎熱門作家”。雖說這類誇張修辭在今日十分常見，但“萬分之一的人知道”“最受文壇忽視”等措辭也都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奇蹟敘事的色彩。
如果說以冷門製造奇蹟是諾獎本來就有的特性，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中國讀者樂見的“殘雪奇蹟”？在中國遭受大衆與專業雙重冷遇的作者因諾獎賠率榜而收穫注意力，是否意味着人們在期望另一種文學標準、另一種有別於今天文壇秩序與大衆閱讀品味的標準的到來？雖然沒有滿足“爲國爭光”“奪得金牌”的心願，但這場風波幫助我們認識了中國文學更爲多元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權威評價或暢銷排行榜之外的另一重空間，如此說來，這場烏龍也有其意義。
至於2020年中國作家是否有機會奪得文學獎，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注重經典化的瑞典文學院大概不會使中國文學愛好者得償所願。再者，令人遺憾的是，去年10月瑞典文學院唯一可以直接閱讀中文的評委馬悅然溘然長逝，中國作家日後獲獎難上加難。
終極預測
那麼，哪些作家在2020年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呢？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幾項標準：首先，他們是經典化的，以歐洲以及英語世界作家爲主；其次，或許與布克文學獎及布克國際文學獎有交集，至少在國際文壇動態上有蹤跡可尋；最後再排除掉近些年獲獎作者的國籍，比如美國、德國等。我們可以以此爲基礎做一些大膽的猜測。
此處需要提示讀者的是，2018年初界面文化的文章預測了3位當年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其中就有2019年公佈的2018諾獎得主託卡爾丘克；文中預測的另一位候選人邁克爾·翁達傑，在2018年摘得了當年的金布克獎（爲紀念布克文學獎創立50週年而設）。在2017年初的預測文章中，我們曾指出彼得·漢德克可能摘得諾獎，儘管當年的獎項頒發給了石黑一雄。在2020年的諾獎預測中，界面文化將接續往年的預測方式，首先排除一些作家，而後提出幾位有可能得獎的作家。爲避免重複，前已預測應驗的翁達傑等人就不在討論範圍內了。
從國籍、語言方面可以排除：北島（中國）、閻連科 （中國）、殘雪（中國）、喬伊斯·歐茨 （美國）、唐·德里羅 （美國）
上文已經提到，中文作家的得獎可能性極低，儘管北島、閻連科近年來在國際上聲譽有所提升，殘雪也入選了去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至於“美國隊”的幾位成員，也屬於國際聲望很高但“生不逢時”——2016年的諾獎已經頒給了來自美國的鮑勃·迪倫，從“美國隊”過往的得獎頻率來看，也可排除。
考慮到國籍、經典化以及與其他因素，這些作家有獲獎的可能：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大衛·格羅斯曼（以色列）、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匈牙利）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79歲高齡憑藉《使女的故事》續作《遺囑》摘得2019布克獎，這也是她第二次獲此獎項。近年來，阿特伍德創作於上世紀八十年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改編爲同名電視劇，在全世界範圍內反響強烈，這也證明了其作品擁有着廣泛共鳴的話題性與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她的系列作品《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1954-）關心社會現實，將筆觸探及以色列社會的諸多現實政治問題。1987年，格羅斯曼到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難民營採風，完成隨筆集《黃風》。2017年他憑藉《一匹馬走進酒吧》摘得國際布克獎，此作品由99讀書人引進中文版。更早之前的長篇作品《到大地盡頭》曾引起轟動。2018年底以色列作家奧茲去世，這對世界文壇來說都是一件憾事，瑞典文學院會不會因此對大衛·格羅斯曼特別青睞呢？
大衛·格羅斯曼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aszlo Krasznahorkai，1954-）曾在2015年憑藉《撒旦探戈》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他的作品以反烏托邦題材著稱。同時他也是一位電影編劇，與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合作的電影《撒旦探戈》已經成爲影史經典作品。在經典化方面，他以卡夫卡爲文學偶像，在經典文學的脈絡裏有所依附。他的《撒旦探戈》在2017年由譯林出版社引入中文版。
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