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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衝擊下，保持社交距離、減少人羣聚集等一系列限制令改變了許多西方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時也發生了許多令人不可思議之事。有的人忙着甩鍋、有的人焚燒5G基站、有的人搶奪口罩、有的人對鄰居惡言相向……如此種種，可謂千奇百怪。事實上，這些只是當下西方之變的一個縮影，而這種變化早已在悄然進行，無論是特朗普上臺還是英國“脫歐”，各種“黑天鵝”“灰犀牛”近些年來一直層出不窮，這場疫情作爲最大的“黑天鵝”更加速了這種變化。
如果將發生金融危機的2008年視爲一個時代的分水嶺，那麼2020年很可能會成爲另一個分水嶺，因爲這次疫情絕不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更會深入西方社會的肌理產生影響。人們或可以概之爲“民粹主義的擡頭”，但其背後所反映出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深究：西方世界在社會思潮方面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疫情衝擊下，西方國家對外部世界的“敵意”上升，整體社會心態更趨於保守。源自上個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是西方國家主導的，但同時也給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新興市場國家的羣體性崛起讓西方感到矛盾和不安，既害怕失去規則紅利，更擔心自己主導的價值觀體系被顛覆。此次中國的抗疫取得了積極成效，但許多西方輿論就是不願承認現實，非要雞蛋裏挑骨頭，反覆質疑中國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和準確性，說到底就是這種不安心理的折射。此次疫情會讓這種競爭今後變得更爲顯性和直接，可以預見的是，未來西方會將中國更多視爲“系統性競爭對手”。
疫情衝擊下，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分裂被進一步放大，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分化相互交織。
從經濟上看，對西方處於後工業化且更依賴消費的那些國家而言，這場疫情或許比金融危機更加危險。因爲所有反危機手段，無論是供給側和需求側、常規的或是非常規的，都不太管用，畢竟人們的消費包括生產很大程度被疫情所限制和割裂。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會呈幾何式增加。美歐政府已經出臺多重刺激措施，可謂大張旗鼓，但效果卻似乎平平，就是因爲救急救不了窮，最終受益的往往還是少數富人。失去就業崗位和生活來源的普通民衆的數量在大幅增加，截止4月底僅美國的失業人數就已突破3000萬。雖然病毒不分國界和人羣，但這場危機卻讓西方社會貧富之間的差距再次拉大，而這種社會階層的變化會進一步改變人們的心理認知。
從政治上看，疫情凸顯了西方國家黨派政治的紛爭，政治空轉現象嚴重。2008年以來歐洲就少有政黨能夠連續執政，即便有也往往是不得不與其他政黨聯合。左右傳統兩大政黨越來越不被信任，而極左、極右等諸多民粹政黨卻層出不窮，政治光譜多元的背後是社會階層的分化和政府信用的銳減。疫情對西方衝擊的負面效應，又被這種政治空轉放大。在此次疫情中，一些西方國家政客遲遲不願採取強有力的手段應對疫情，並不能完全歸因於“對病毒不瞭解”“社會習慣使然”。貌似不能，實爲不願。因爲在黨派政治的紛爭中，任何被認爲激進的應對措施都可能變成政治對手手中的“武器”，個人政治風險太大。不過，這樣的後果則是，廣大民衆的生命安全被一些西方政客當做了個人仕途的賭注。
從文化上看，“信息孤島”現象進一步加劇了西方國家社會民意的撕裂。疫情限制了人們的物理距離，但卻拉近了彼此的精神距離，互聯網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與此同時，真假難辨的各種信息也在社交平臺上蔓延。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反而出現越來越多學者稱之爲“信息孤島”的現象。互聯網的普及和大數據的應用，讓人變得越來越透明，個人的信息選擇偏好最後也成了信息的一部分。人們越是選擇某一類信息，就會被更多推送這一類信息，並被引入許多同質的信息圈，甚至逐漸陷入其中難以自拔。其結果就是人們只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信息，只跟與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羣交流，而對其他信息心懷抗拒和抵制。換言之，就是我只信我自己願意相信的，無論對與錯。那麼西方國家本來就因經濟差異擴大而日益多元的社會階層，將因信息選擇的差異變得更加固化甚至彼此排斥。
總而言之，西方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是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和國家發展過程中矛盾積累的產物，疫情這場危機讓一些問題更加凸顯，進而強化了西方民粹主義的情緒。但正如恐懼一樣，民粹主義只能更多是情緒的宣泄，而無法解決現實問題。面對疫情大流行，單靠一國之力顯然難以應對，東西方應本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攜起手來，而非任由民粹主義擡頭甚至縱容其氾濫，破壞全球合作抗疫大局。
（來源：海外網）
